这3家德国公司特别是合步楼如何构建起中国抗战重工业体系？

这3家德国公司特别是合步楼如何构建起中国抗战重工业体系？本站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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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试图向工业化的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英、美、法、意、德、荷、瑞、比等，均曾为中国注入资金。

　　德国马克与中国重工业的“联姻”过程中，德国传统贸易商行、大型私人财阀和德国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国营公司交相辉映，“都在注视着中国”。

　　自1934年在上海建立办事处后，该公司即对向中国注入资金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先后在与中国铁道部和浙江省合建浙赣铁路，与航空委员会合办航空器材制造厂及与交通部合办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等项目中取得了成功。

　　除了在以上几个项目中获取定单之外，奥托·俄普夫公司尚致力于寻求与中国当局建立长期稳定的“信用贸易关系”，试图在参与中国工业化的活动中占据垄断地位。

　　有关与中国政府建立“信用贸易关系”的动议是1934年底1935年初俄普夫正式作出应邀访华的决定以后，由该公司上海办事处向中方提出的。后来，奥托·俄普夫形成了著名的《发展中德贸易意见书》。

　　通过奥托·俄普夫的信用贸易关系仍是此前该公司在苏联、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国开展的易货贸易在中国的翻版。

　　即：通过由该公司为中国筹措信用及在中德两国间设置一种名曰“资金团”的协调机构，来促进中国农矿原料、半制成品与德国工业品的交换。

　　奥托·俄普夫的计划与本书前已述及的汉斯·克兰所促成的以《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为基础的中德易货贸易计划不谋而合，如出一。

　　所不同者，俄普夫的易货贸易系由私人组织“资金团”来推行，而汉斯·克兰的易货贸易后来成为两国政府间官方贸易而已。

　　由此可见，在推行中德易货贸易计划的过程中，汉斯·克兰的合步楼公司曾经遭遇过奥托·俄普夫公司的强有力的竞争。

　　中国政府收到奥托·俄普夫的《发展中德贸易意见书》后，立即将其发交主管工业发展战略职能部门——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该“信用贸易关系”的可行性。

　　1935年中，奥托·俄普夫访华。经法肯豪森的居中介绍，俄普夫受到了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钱昌照等中国政府要员的礼遇。毫无疑问，他们之间谈到所谓“资金团”和“信用贸易”问题，但并未能达成最终协议。

　　与奥托·俄普夫公司企图把持中国重工业建设的做法不同，德国钢铁联合会则把目标投向了自身所擅长的钢铁领域。

　　近代以来，钢铁工业被视为工业之本，钢铁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程度的标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步晚，产能低，到北洋时期，全国每年生铁总产量仅9万余吨，而钢的产量仅数万吨，人均钢铁消费量仅及美国的二百分之一，对国内工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权逐步巩固，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对钢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由于国产钢铁产能有限，进口数量急剧上升。据统计，1929年，全国各种钢铁进口总量为65万吨，值银5280万两；

　　1930年进口总量为54万吨，值银5656万两；1931年进口总量为57万吨，值银6799万两。

　　1928年，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工商部就提高国内钢铁产量、规划全国钢铁事业向全会提交提案，获得通过。

　　一是拟在首都南京附近创建一个日产量为5百吨生铁和5百吨优质钢（亦即年产钢15万吨）的大型钢铁厂（定名为中央钢铁厂)，为国内各项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提供钢铁，减轻对进口钢铁的过分依赖；

　　二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内钢铁事业为国营性质的原则，计划创建的大型钢铁企业由政府经营，即由工商部举办；

　　正是出于对这种美好前景的期待，蒋介石对该计划十分重视。1929年秋，蒋电令军政部次长张群、兵工署长陈仪、财政部长宋子文、工商部长孔祥熙等会商筹建大型国营钢铁厂事宜，要求政府各职能部门协调一致，务期钢铁厂早日建成投产。1930年底，农矿部、工商部合并，成立实业部，孔祥熙任部长，创建钢铁厂的计划由实业部继续进行。

　　不久，德国实业考察团来华考察。该考察团在得知中国有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厂的计划后，便通过蒋介石的德事总顾问鲍尔，向蒋介石、孔祥熙及行政院、实业部表达合作意向，愿意向中方提供资金与技术协助。

　　由于鲍尔的居间斡旋，急于寻求国际合作的实业部立即接受了德方的橄榄枝，德方亦迅速做出反应，由喜望公司牵头，联络6家钢铁企业组成“德国喜望钢铁公司及其钢铁联合会”，专司帮助中方筹备中央钢铁厂。

　　同年4月，国营中央钢铁厂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孔祥熙任主任委员，程振钧、陈谷声等任委员，并划拨经费3.72万元，用于勘察设计。

　　“在中国之中部、北部、南部各设立一新式钢铁厂，但一时不易筹集如许巨资，特先从中部钢铁厂着手，即所谓中央钢铁厂是也。”

　　可见，建设中央钢铁厂，其实只是实业部谋求建立由国家直接控制的钢铁工业体系中一个环节，一旦时机成熟，还将建设北部钢铁厂和南部钢铁厂。

　　陈氏对于建设中央钢铁厂表现得比孔氏更加积极。他上任不久即亲自与喜望钢铁公司驻上海代表康道孚·乔治就双方合作细节，如垫款办法、购置机件、训练中方技术人员等问题进行磋商。

　　1932年1月26日，陈公博代表实业部，康道孚·乔治代表“德国喜望钢铁公司及其钢铁联合会”在南京签订《中国实业部向德国钢铁公司借款创办国立钢铁厂草合同》（以下简称《喜望草合同》)。

　　（二)“德国喜望钢铁公司及其钢铁联合会”向中方提供总额为1600万至2000万美元、期限十年、年息七厘之借款，作为建厂资金，中方发行长期债券，作为清偿借款之担保；

　　（三）“德国喜望钢铁公司及其钢铁联合会”负责提供建厂所需的一切设备、技术，为中方训练技术人员、管理人才，负责完成钢铁厂及其附属工场以及运输设备之建设；

　　（四）选择厂址由双方合组技术委员会实地查勘；（五)草合同有效期为6个月，6个月内双方以草合同为基础商订正式合同。

　　1932年春夏，实业部组织勘察团，与喜望公司所派技术代表一起赴安徽、江苏两省考选厂址。勘察团在考察了芜湖、当涂、繁昌、浦口、、浦镇等地后，认为当涂境内的马鞍山和浦口境内的卸甲甸较为适合建厂。1933年4月，喜望、迪麦、孟阿恩等6家德国钢铁公司派遣专家来华，会同实业部工程技术人员考察马鞍山铁矿，最终依据经济及国防两方面兼顾的原则，建议将厂址确定在马鞍山。

　　第一期建设完成后将拥有化铁厂一个、炼钢厂一个、轧钢厂三个、机器厂一个、原动力厂一个、炼焦厂一个、提取附产品厂一个和一座大型煤矿。

　　1934年春，实业部会同军政部、财政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建设国营中央钢铁厂的各项方案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决定派员携德方所提方案赴美请专家审核，待审定后再议实行办法。

　　1934年5月6日，实业部派矿业司司长黄金涛赴欧美考察，在美国钢铁工程师勃拉受特的帮助下，重新核定了德方所提设备价格。喜望公司亦调整了自己的报价，由原来的4907万马克缩减为4190万马克，而黄金涛自己亦设定了一个参考数目：3501万马克。黄回国后，实业部将重新审定的钢铁厂价格及钢铁厂设计报告书，呈送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核。

　　然而，与奥托·俄普夫公司在中国的遭遇一样，就在喜望钢铁公司及其钢铁联合会与实业部的合作即将告成之际，孔祥熙与克兰、塞克特酝酿的通过建立德中易货通道达到德中经济全面合作的方案已浮出水面。但是蒋介石本人期待与德国政府合作，不愿与德国私人公司合作，基于这样的考虑，德国钢铁联合会投资钢铁厂的报告在国民政府审核时遭到了否决。

　　令人费解的是，在德国，克兰没有任何官职，但却能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部国防经济厅厅长托马思等过从甚密，成为他们办公室中的座上客，即使是德国元首希特勒，亦时常召见他；在中国，他既无外交头衔，亦非国民政府聘请的顾问，但却出入国民政府如履平地，孔祥熙、何应钦、翁文灏、钱昌照、俞大维等均对他待若上宾。1936年初，中国政府为德中关系做出贡献的德方人员授勋，克兰是获得授勋的唯一“平民”。

　　1930年初，克兰的朋友安德烈亚斯·迈尔——马德尔（李宗仁属下的南宁军官学校的德国教官）在德工界兜售两广军事工业发展规划，寻求合作伙伴，德国各界对此反应冷淡，没有一家财团感兴趣，但嗅觉敏锐的克兰却认定中工市场前景广阔。

　　1933年初，塞克特应邀访问中国。作为塞氏随员，克兰亦随同前往。所不同的是，塞克特的主要任务是访问南京国民政府，而克兰的目标则是两广，与两广当局商谈军工合作事宜。

　　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溯自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对德贸易年年入超，中方一直无法以外汇与原料偿还德方，1931年至1933年，已积欠德方共计1亿3千万马克，致使中德贸易无法进一步扩大。

　　但是，“广东却不同，广州不仅是中国南方最重要出口商品集散地，且陈济棠控制下的广东政府办事效率极高，交易重信用，按时交货与付款，绝未有拖泥带水现象”。

　　第二，广东当局控制着德方急需的矿产原料——稀有金属钨、锑、锰等。德国自希特勒上台后，整军经武，重整军备，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需大量储备战略物资。

　　中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是举世闻名的锑、钨产地，其储量、产量均居全球之冠。以1928、1929、1930三年为例，这三年中世界钨矿的总产量分别为12534吨、16562吨和14670吨，而由中国出口者即分别达7003吨，8304吨及9320吨，所占比例，均在50%以上。

　　就广东而言，该省不仅是产钨省份之一，而且还控制着中国最重要的钨锑外运路线。据矿业专家洪诚调查，“吾国钨砂出口地点最著名者为香港与上海，次为汕头”，其中，“经过粤境由香港出口及由粤境直接出口者，五居其四”。

　　按照公司开业协议书，它的业务主要包括“国内国际机械、工具和多类日常用品的贸易”，“汽车和农业机械制造工业的工具及成套设备的贸易”。范围非常广泛。

　　从表面上看，合步楼公司完全是汉斯·克兰的私人公司，克兰本人亦曾多次刻意向世人强调该公司的私人性质，但事实上，合步楼公司有着极其浓厚的官方背景，它是适应德国国防部、经济部希望建立对华贸易的半官方渠道的需要而诞生的。

　　第一，克兰在合步楼公司的代表是库万特·普莱上校，此人曾由德国国防部推荐出任塞克特首次访华的随行助手。

　　第三，克兰的老同事海因里希·罗伊(Heinrich Reuss)皇子曾向外交部报告称：“汉斯·克兰按照国防军的命令行事，这是千真万确的。”

　　所有这些，已足以证明德国国防部才是躲在幕后的、实际控制合步楼公司的真正操纵者，合步楼公司是德国国防部借以直接控制对华贸易通道、搜集战略物资的工具。

　　合步楼公司的成立暴露了克兰的野心，他已下定决心将广东的冒险计划付诸实施，借以赚取更多的马克，也反映了德国政府极端势利的利己主义嘴脸。

　　本来，德国人完全可以在其政府内部设立个官方的贸易机构办理搜购中国战略原料及向中国推销德火等事宜，但它却没有这样做，它偏偏要借助于表面上看起来是民营公司的合步楼公司来达到目的。

　　第一，避免财政风险。合步楼公司如果在中国取得成功，德国政府可以坐享其成一中国战略原料可滚滚运德；如果万一失败，德国政府亦无须承担信用上的损失，因为合步楼公司毕竟是一个民营公司，与政府无涉。

　　第二，避免外交纠纷。曾任合步楼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瓦尔特·埃克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由一家公司而不是外交部或经济部等来签订（一项中德贸易协定），是明智之举，它有利于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保守（协定）秘密。”

　　显然，如果由德国政府有关部门大张旗鼓的办理搜求中国战略原料、推销军工产品等事宜，当然会引起一直对德国抱有戒心的英法等国的妒恨、仇视，但由一家民营公司合步楼公司办理就不同了一所谓在商言商，政府是很难干预的，完全可以成为挡箭牌。

　　1935年，在德中两国关于建立易货通道达成经济全方位合作的交涉过程中，由于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期待与德国政府而不是与德国私人公司合作，德国国防部为扫除障碍，将克兰创立的合步楼公司收归国有，改组为国营公司。

　　改组后的合步楼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分由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及经济部次长兼全德资源公司总裁（克拉爱）分任，董事会成员则包括：

　　国家银行代表（汇金银行经理德奥尔)、粮食部代表、财政部代表（尼梅茨）、外交部代表（经济司长卫勤)、国防部代表（国防经济厅厅长托马思）、希特勒办公室代表（开卜勒）及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代表(佛斯)，几乎囊括了德国经济界的所有头头脑脑。

　　在德方将合步楼收归国有、打算将德中间的经济合作由民间转向官方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改组政府机构，迎接德中合作机遇的到来。

　　1935年，资源委员会成立，专司主管全国重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一个以设计国防工业、重工业生产为职能的秘密机构。

　　1936年4月，顾振、王守竞等利用在柏林签署《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机会，与合步楼公司及德政商各界广泛讨论中国工业建设问题，并签下大批订单。

　　同年6月，资源委员会根据与德方接洽的结果，制定出台了《国防工业三年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计划》)。

　　（丁）开发（湖北)大冶、阳新及（四川)彭城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己）开发（江西)高坑、天河、（湖南)谭宋山及河南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补充华中华南煤产之不足；

　　（庚）建设煤炼油厂（江西），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延川及（四川)达县、巴县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可供国内需要之半；

　　悉心考察《三年计划》全文，不难发现，设计者们对于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内陆省份储量不算十分丰富的煤、铁矿、铜、石油等重工业原料尤其萦怀于心。一望而知，这显然是担心一旦对日作战全面爆发，东北、华北及华东一带的工业原料有被日军全面控制的危险。

　　资源委员会的《国防工业三年计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远离战区（以中日战争爆发为背景）的湘赣重工业区，计划的出台“参考了德国顾问及专家的意见”。

　　实际上，德国人不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且通过由《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建立起易货贸易通道为计划中涉及的项目提供设备与技术。

　　合步楼公司在对华输出机械设备的同时，尚负有对华技术援助的义务，这也是中德工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一1939年间，在资源委员会及其他机关的安排下，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德“取经”。他们学成归国后，大多均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当“栋梁”。

　　值得提及的是，这种“亲德情结”在1936年以后确实在中国政府中产生，大批中国政府要人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德国“深造”，可为“亲德情结”高涨提供有力的佐证。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华德国顾问团被希特勒召回，中德关系趋于紧张之后，仍有部分中国政要子弟滞留在德国。

　　可以说，《国防工业三年计划》中的湘赣重工业区建设是中德经济合作的产物，对中国抗战重工业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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