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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对中国崛起到底有多重要?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由于农业受制于相对有限的产出,在三个产业中,工业是真正具有强大造血功能的产业,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就在国人完成初步工业化的历史成就之时,社会上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一些人将工业与血汗工厂相挂钩;一些人甚至将工业视为必然被历史淘汰的产业,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搞“去工业化”。

  回溯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徒有战胜国之名,却无战胜国之实——一战结束后,山东权益被日本攫取;二战后中国和东北的权益被美国处分给了苏联。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工业实力不如人、综合国力不如人,用二战前夕的数据做对比就显而易见了: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二战前夕中国的工业实力无比孱弱,有限的工厂大多数为纺织工业,而重工业几乎为零,从小到铁钉,大到飞机、坦克、战舰基本依赖进口。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既无力保障,又无法支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法则下,自然饱受欺凌,即便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也被列强视为可以随意处分的对象。

  正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工业实力不如人而备受欺凌的百年国耻,促使以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重工业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热忱,即便是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也必须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1949年,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贫穷弱后的农业国,1976年,中国成为了拥有齐全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武器装备的世界第六工业国。中国借此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获得了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老牌国际强权平等对话的地位。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近几十年来西方大张旗鼓的“去工业化”,以及东亚国家竭尽所能发展工业,使全球出现了“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工业中心,这导致过去白人独霸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全球舞台上,东亚国家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格局也发生了从冷战期间的“两极对抗”,到后冷战时代的“一超多强”,再到如今的“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时代——各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变迁,说到底还是由工业实力所决定的。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经济一落千丈,中国经济异军突起,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根本就在于中国高速增长的工业实力。德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欧洲的领导权,特别是在欧债危机后,掌握了处分他国国家主权的权力,完成了希特勒也未尽全功的事业,也是源于德国强大的工业实力。

  依靠出售本国资源,阿根廷在20世纪初就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对原材料的大规模需求所孕育的一次大宗商品牛市——铁矿石、石油、大豆的价格飞涨,支撑起了阿根廷的繁荣经济,阿根廷甚至一度步入发达国家门槛。但随着日本对原材料需求的饱和以及日本“失落的二十年”,阿根廷的经济随之遭受重创,加上民粹主义和国内政客的短视,使阿根廷成为全球唯二的,从发达国家“转型”为发展中国家的笑柄(另一个是南非)。

  巴西对比起阿根廷而言也是难兄难弟,一方面因为资源出口受日本经济发展形势而跌宕起伏;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化改革,使本国工业受到国外产品的严重冲击,制造业在巴西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由上世纪80年代的29%,萎缩至现在的10%左右,使巴西永远的丧失了搭载工业化末班车的机遇。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将淘汰产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一方面铸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同时降低了本国因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失业人口则向服务业转移,并大力发展“钱生钱”的金融业,创造了近乎于天文数字的虚拟经济。

  西方国家的这些举措曾经一度被视为明智之举,甚至是很多国内经济学者所无比推崇的,有的学者还献计献策要求中国效法。

  在伦敦金融城的灯红酒绿之下,难掩英国工业衰败的现实——作为建设全世界第一条铁路的国家,居然无力更新自己的铁路网络,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帮助建设高铁;作为老牌工业强国,本国相当一部分通信网络建设居然由中国的华为、中兴等通信公司包办,甚至连英国议会都采购华为的产品;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居然在民用核电技术方面缺乏建树,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和法国的技术支持......

  当英国遭受金融危机和欧债风暴影响之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问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尔悠悠地回答:“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

  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美国也饱尝“去工业化”的苦果,国民经济在钱生钱的金融游戏下,越玩越虚弱——在低端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后,造血能力日益匮乏,完全是依靠美元霸权全球吸血和一些高端工业在支撑。

  从工业转移出来的人口则进入服务业,而作为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服务业,也是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服务业岗位,收入较高,门槛较高,而且就业岗位较少;低端服务业则大多不需要多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门槛低,但收入偏低。而社会的中间阶层——蓝领工人则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这一方面加速了美国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筑起藩篱,激化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导致美国精神沦丧。

  而随着“去工业化”,大批工人阶级失业,而美国金融业者、会计师、律师、医师的教育成本和门槛异常高昂,这些岗位的稀缺性和专业性造成子承父业内循环的情况异常普遍,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教育不再能改变普罗大众的命运,对家庭而言也成为负投资,这直接导致反智主义盛行,人口素质下滑,犯罪率飙升(美国人口占全世界5%,监狱中囚犯数量却占全球囚犯总量的25% ),进而又激化了国内种族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潜藏的矛盾......

  在勤劳无法致富,在教育无法改变人生命运的情况下,原本充满正能量的美国精神,必然被奢靡主义、享乐文化、嘻哈文化所取代,使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世袭罔替,永远高高在上,而平民阶层只能随波逐流,逐渐沉沦。

  正是“去工业化”对美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挽救美国的颓势,奥巴马着手大张旗鼓的搞“再工业化”——在第二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中提出“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鼓励制造业回流,其目的就在于力争用强大的工业振兴美国。

  2011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20%,是德国的346%,是日本的235%。让西方政客更加心惊胆颤的是,2007年的时候中国工业产值才仅仅是美国工业产值的65%。

  正是因此,美国哪怕不顾自己在中东还没填平的大坑,也要坚定不移的重返亚太,在经济上试图和美国在亚太的马仔达成TPP,力图孤立中国;在上力挺日本、菲律宾等马前卒与中国制造摩擦;在军事上将F22、F35、萨德系统等先进装备和精锐部队部署到亚太,并频频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举行军演......

  相对于美国曾经的三个对手——德国、日本、苏联,三国的工业巅峰实力也就只有美国的70%,美国从来未面对过中国这样的对手——兼具人口庞大、国土广阔、教育发达、工业体系完备、文明底蕴深厚等特点于一身,确切的说,中国的工业潜力远胜于美国!

  随着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会被做成“白菜价”,中国“发达国家粉碎机”的称谓将实至名归,美国高端制造业的造血能力会日益贫乏。

  而“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则直指美国的影响力和美元霸权——实事求是的说,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完全瞄准了美国的软肋,一旦美国的影响力被削弱、高端制造业被中国冲击、美元霸权被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美事力量全球回缩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与美国争一时之长短,只需发展工业,苦练内功,就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将美国势力逐出亚太的可能性。

  如果国人在某些经济学家的忽悠下,搞“去工业化”,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则完全是自废武功——当年南非的工业不可谓不强,不仅一只脚跨进核门槛,还能生产号角mk2坦克、蜜獾战车、石茶隼、G5等先进装备,但在曼德拉上台后,遵循西方的价值观,自觉或不自觉的“去工业化”,使南非从发达国家沦落为发展中国家。

  纵览列强兴衰成败,可谓成于工业化,败于“去工业化”。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希望国人引以为鉴,坚定工业化道路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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