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这个老厂也曾隐秘而伟大

桂林这个老厂也曾隐秘而伟大本站　　1964年，中央经讨论决定：将军工制造、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精密仪器行业的生产资源，逐步迁入腹地

　　1964年，中央经讨论决定：将军工制造、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精密仪器行业的生产资源，逐步迁入腹地。为了保密，当时这些涉及军工类的工厂几乎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一个邮箱和一个数字简称。桂林也设立了这样一个代号为“三0一”的军工厂。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桂林星火机械厂。

　　桂林七星区七里店路附近有一座山，叫大头山，山脚下有个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几十年前，这个山洞是一个造枪的军工车间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根据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验，“三线建设”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之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中国在三线后方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在一、二线地区的内陆布置了“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由省国防工办领导，主要生产步兵营连级的武器，如半自动、弹、手榴弹等，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为战。

　　1971年，属于“小三线”的桂林就建起了这样一座军工厂广西壮族自治区三0一厂。对外，该厂又称为桂林星火机械厂。时年32岁的谭克辉从柳州一家军工厂调过来，成为桂林星火机械厂“每天在山洞里跟枪管、枪身打交道”的第一批创业者。

　　大头山，山体俊美，植被茂密，山脚下有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山洞。按照当时“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标准，这里完美契合。大家决定把这个山洞作为车间，并与山后的厂区接通。由于当时揣着“随时有可能打仗”的思想准备，创业者们没有时间等厂区建好，而是分秒必争的一边生产一边建厂。厂里的所有人员也是陆续地分批次从各个地方调入的。在后山厂区还没建好的大部分时间里，“谭克辉们”就在这个山洞里生产作业，试制生产半自动。

　　由于是军工企业，桂林星火机械厂的管理制度向“军事化”看齐、比一般工厂严格很多。起初，调到这里的人中七八成都是退役军人。部队还派驻人员成立了一个军事代表室(团级)，负责监督工厂生产、检验军品的质量。军代室的办公地点设在生活区内，如果有生产任务了，军代表就会和职工一样按时上下班，上下班的作息时间则以部队吹响的军号为准。厂区四周戒备森严，外人平时很难靠近厂区一步。洞外人迹罕至、山里秘密生产，桂林星火机械厂的人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大家与寂寞为邻，与“敌人们”抢时间。

　　资源匮乏的年代，山洞里的光线条件差。谭克辉与同事们每天要在昏暗潮湿的环境里持续工作几个小时，下班走出山洞时，眼睛往往难以适应外部强光环境，有时会很难受，但他们都清楚，这与真实战争比起来，不值一提。“上班走前头，下班走后头”，就在这山洞里，桂林“星火人”勤勤恳恳，年复一年。

　　建厂后，桂林星火机械厂曾试生产过一批半自动，但因这种型号的枪械即将被部队淘汰，很快又停产了。此后很多年，桂林星火机械厂都没有再接到过上级下达的军品生产任务。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打响，则让这一情况有了改变。

　　中越边境大都是丛林地带。基于实战的需要，我军侦察兵急需一款适合丛林地带使用的冲锋枪，要求是小巧又能保证火力密度。上级研究决定，要集结技术力量对这款枪进行仿制。不久，这项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桂林星火机械厂的肩上。

　　全国“备战”一盘棋，带有军工光环的桂林星火机械厂其实备受上级关照。仅在建厂初期，国家就投资近400万元，设备300多台(套)，职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只要说缺人，上级便努力从全国各地想办法调人来。因此，桂林星火机械厂拥有的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武器专家、高级别技术工人的数量，在桂林都是名列前茅的。1980年，30岁的石作山与家人从黑龙江北安庆华工具厂(626厂)举家搬迁到桂林，投入到这一场“三线建设”的洪流之中。

　　说到626厂，军事迷们应该并不陌生。该厂被称作中国“枪械的摇篮”，主要生产冲锋枪、等轻武器。在“三线厂更是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技术人才。“当时，除了新疆和，全国几乎所有省都有626厂出去的支援人才。”石作山回忆，全国许多地方的军工生产都需要技术支援，所以不时就会有人到626厂要人。

　　在他心目中，全国大概有三个地方是自己十分向往的：一个是首都北京，一个是刚设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一个是山水闻名天下的桂林。所以，当桂林星火机械厂去626厂要人的时候，石作山与他的家人们欣然报名。

　　1980年8月28日，他们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家乡，踏上了南下火车。那年，从626厂支援桂林星火机械厂的人员大概14户，几乎每户都是举家搬迁。这批来自“枪械的摇篮”的人员，为当时的桂林星火机械厂注入了强劲的力量，研究仿制轻型冲锋枪的任务亦逐渐步入正轨。

　　经过3年的研究、测绘、仿制，1982年，试枪员在山洞里的靶场进行了破坏性射击检验。就此，一款在当时国内比较少见的轻型冲锋枪诞生。由于该枪的测绘仿制检测工作大都在桂林星火机械厂进行，因此当时的兵器工业部决定将该枪的生产也放在桂林星火机械厂进行。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桂林工业与“枪”这个特殊工业产品距离最近的一次。

　　尽管成功试制并生产，但这款轻型冲锋枪还有很多问题没能妥善解决。比如，的许多机件不能在桂林星火机械厂生产，需要向外厂协助。又比如，这款枪的废品率一直很高，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这款枪虽然实现了枪身小巧的目标，但由于设计较为复杂，可靠性不高，性能算不上出色。最“致命”的是，这款枪与当年我国采用的武器装备制式不一致，进而无法量产并装备部队。种种考虑之下，上级对这款冲锋枪大概只下达了五千多支的生产任务。

　　1984年，桂林星火机械厂就完成了这五千多支枪的生产，但直到1989年，上级才“提货”。那年，谭克辉已经50岁。收到上级命令，他与4名同事肩负起押送两千多支冲锋枪前往北京的任务。那是谭克辉参加工作以来唯一一次押送这么多，至今，仍然记得那时的兴奋和紧张。他们坐火车从桂林到北京，前后走了3天，一路上把车窗关得紧紧的，寸步不敢离，连内急都是用塑料袋解决。

　　经历了这次轻型冲锋枪的“初尝试”之后，桂林星火机械厂决定研制一款更加符合当时需要的微型冲锋枪。

　　1987年，原947厂军代室合并到驻桂林星火机械厂军代室。李日林作为军代室的一员、作为军方代表，全程参与了新款“星火2.0版微型冲锋枪”的研发工作。

　　李日林记得，新研发的枪械保留了原来那款冲锋枪轻巧的特点，可也正因如此，研发过程中遇到了两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射击精度不好，二是快慢机单、连发控制机构工作不稳定，经常出现单带连现象(快慢机拨到单发的时候出现连发)。”

　　“厂里先后6次组织研发人员到别的军工厂进行交流学习。”在李日林的记忆里，为了解决问题，研发组经常做试验、找资料、计算相关参数，组织各部门人员一起攻关。他们还曾多次到北京轻武器论证研究所，向有关专家请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历经上百次修改有关参数和实测试验，各种难题终于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产品达到了军方下达的要求。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款“2.0版星火微型冲锋枪”最终还是没有通过设计定型，更没有得以量产和装备部队。“星火”冲锋枪始终没有“如愿”装备部队，成为许多“星火人”的遗憾。“虽然没有如愿，但通过参与研发，我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锻炼机会，个人业务和专业技术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李日林表示。

　　等军工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工业产品，在我国不可以随意买卖。上头说要，你才能产，要多少才能产多少。这么大个厂，几百号人，没有军工生产任务的时候总要做点什么。纵观“小三线”军工厂，“军民结合”甚至“军转民”成为了他们中的很多后来的发展方向。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我国大搞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空前发展，许多新产品新产业得到了发展空间，摩托车就是其中之一。而实际上，桂林星火机械厂从建厂开始，在军工生产之外，还兼产简易的汽车零部件。

　　据《桂林市志》记载，1980年，桂林星火机械厂开始走军民产品结合生产的道路，决定生产轻便两用摩托车：当年的4月15日，试制出32辆样车;11月，与9706厂签订联合生产摩托车的协议书;1981年，两厂共生产摩托车2100辆。

　　而这款既能以汽油机驱动又能脚踏前行的轻便两用摩托车，不但是广西生产的第一辆摩托车，在全国也属于领先概念，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不过，好景不长，国家在1982年开始对摩托车生产进行限制。在国家指挥棒的影响下，桂林星火机械厂当年仅生产14辆车。由于外购的汽油机质量不过关，加上企业的摩托车生产经验不足，致使产品的整车性能欠佳。两用摩托车很快就由供不应求转为滞销。

　　尽管摩托车的命运与冲锋枪一样，只是昙花一现，桂林星火机械厂却仍继续生产着汽车、摩托车零件，并保持着一定效益。

　　也就是谭克辉把枪送达北京那一年，曾经作为省属企业的桂林星火机械厂被“下放”地方，成了桂林市属的国有企业。

　　1997年，根据国家有关指示，桂林星火机械厂裁撤了军工动员生产线，将全部库存枪械产品及零部件上缴、销毁。尽管机械装备和技术力量雄厚，但桂林星火机械厂在后来“军转民”的二次创业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个定位产品，无奈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甚至一度被合并到桂林市风动工具厂。

　　2007年，桂林星火机械厂进行了改制，厂名也改为现在的桂林星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为一个主要生产汽车配件的机械制造企业，继续为桂林工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