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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装饰艺术风格——西方视角下的东方瑰宝

  如今众所皆知,翡翠原产地于缅甸,兴起于中国清朝,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它是何时走入西方世界,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并迅速成为全球所公认的东方瑰宝的呢?

  2015年,苏富比香港秋拍中,一枚来自卡地亚的装饰艺术风格翡翠胸针,以728万港元的天价成交,创下该类型珠宝的拍卖纪录,成为该场拍卖的高光之一。

  该枚胸针创作于1927年,铂金基座中央镶一寸见方的满绿翡翠花片,其上镂雕游园题材山水花鸟,极具东方古典韵味。

  其实自清末至建国后的创汇时期,此类翡翠花片在海外比比皆是,因此,除了胸针本身价值以外,之所以能创下翡翠花片珠宝拍卖纪录,更多是因为它见证了风格变迁的“历史溢价”及“艺术溢价”。

  20世纪初新艺术风格珠宝,以擅长融合古典异域装饰元素,崇尚自由、自然的精神为特征;而后艺术家们又将珠宝中短暂出现的具体形象提炼抽离,穿插东方风情。

  20年代,装饰艺术风格雏形初现。这种风格的珠宝中常出现成组的几何图形,线条洗练冷峻,东方技艺和元素在其中被大量运用。

  192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后,装饰艺术风格美学传播至世界每个角落;而这一时期,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人们沉溺享乐和放纵的“爵士时代”。

  无独有偶,各大拍卖行成交的翡翠花片珠宝过半都带有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而这些珠宝多由当时的西方名流贵胄将主石送至各大工坊设计定制,可见翡翠并非仅仅受到东方人的追捧钟爱。

  来自远东的绿色石头借由其上雕刻的花鸟园林勾勒出西方上流社会对异国富庶生活的想象,并因此走俏。同时,随着清廷的没落,无数内宫秘宝被变卖,其中便包括了一系列品质绝佳的翡翠饰物。

  芭芭拉·赫顿无疑是这些清廷旧珍最忠实的拥趸之一,她最有名的这条翡翠珠链,便是由卡地亚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设计,其上的红宝石镶钻扣头以及与之配套的翡翠戒指,都极具装饰艺术风格。

  据传,该项链原料为远渡重洋的清末宫廷遗珍,经过重新抛光设计,加入充满现代感的装饰艺术风格红宝石镶钻扣头后焕发新生,整体呈现洗练雍容的气度。

  时隔多年后,2019年的保利香港春拍中,压轴的便是一套同样由卡地亚设计加工的“老坑”翡翠珠链。细节处,极具辨识度的装饰艺术风格元素,除钻石点缀外,还采用了朱红色的珊瑚进行装饰,这样充满东方韵味的色彩碰撞是当时最流行的美学配置。

  西方国家通过在这莹润的绿色石头上加诸充满现代感的结构,表达对东方古典风情的神往,而同期的东方翡翠收藏爱好者,也在其中助推了一把。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印尼华侨富商“糖王”黄仲涵的次女黄蕙兰,被大众称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的她,受父亲影响,非常热衷于收藏翡翠珠宝。

  不过,和更倾向传统审美的父亲不同,在西方艺术氛围中浸淫多年的黄蕙兰更习惯将珍藏的清廷翡翠旧物交给卡地亚,重新赋予其具有现代工业气息的美学内核——装饰艺术。

  卡地亚独到的创作视角和精湛的创作工艺令黄蕙兰感到十分满意,但唯有一次,卡地亚拒绝了黄蕙兰的订单,那就是黄蕙兰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中提到的那一枚,极具传奇色彩的翡翠青椒。(相关阅读:)

  如黄蕙兰般地位显赫的名门淑媛,并不满足于将细腻婉约的翡翠花片仅仅只镶嵌在可日常佩戴的胸针或吊坠上,她们渴望梳妆盒、手包乃至烟盒也充盈盎然春色;第一笔这样的订单属于何人已不可考,但此后各大老牌珠宝工坊纷纷效仿,用持重保守的东方之绿再一次点亮爵士时代的派对精神。

  随着四十年代全球经济萧条,倡导自由与享乐的爵士时代几近销声匿迹,直到蓬勃兴起的解放和迪斯科轰炸出了百花齐放的审美新局面。装饰艺术风格也被有识之士重新拾起,在更加个人化的视角下为翡翠珠宝作品注入经典的基因。

  同样的翡翠,习惯了东方视角下的钗环坠佩,山水人物,再看这西方艺术视角下制作出的翡翠珠宝,虽然风格迥异,却也特色鲜明,让人耳目一新。而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未来的翡翠风格无疑将更为多样多彩,令人倍加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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