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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运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1949年12月23日-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开展扫盲运动就是这次会议精神的一个落实。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占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来。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有300多户人家,全村仅有9个人识字,找了其中7个人做记账员,由于识字不多,连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结果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最后成了一笔糊涂账。

  无独有偶。1951年,山西省芮城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进县城参加大会。到了县城,看见有个人从拎着几根麻花走过来,便上前打听“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顺手一指:“那边!”几个妇女就顺着手指的方向去了。

  走着走着,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一些人进进出出,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径直往里走。 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的?!”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

  1949年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一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各类学习组织应运而生,例如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学习内容也是和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文提到的高家柳沟首先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初春时,忙着春耕和送粪,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杀红蜘蛛的时候,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

  没有统一的扫盲教材,各地各行各业都自行编写。这些教材教学对象不同,教材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大都能够结合实际,深入生活,非常实用。

  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第一课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教学进度的不断深入,在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科学常识的内容。

  北京市妇联编写的《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量身打造的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课本图文并茂,在教认钟表时就画个表盘,在教认粮票、油票、布票时,又画出了这些票证的图样,一目了然。

  没有专职教师,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

  1958年2月,全国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用精神扫除文盲》。

  于是,扫盲快速形成,扫盲“卫星”竞相升空。黑龙江省宁安县于1958年1月率先宣布基本消除文盲,黑龙江省随后提出“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要经过3个月的大干快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份。在这种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也纷纷“放卫星”、“坐火箭”。

  1958 年国庆节,《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宣称当年前八个月的脱盲人数已达 8900 多万……。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做出过批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

  1960年4月5日,山西省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推广万荣注音扫盲经验的报告,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8月,万荣县率先推行当年2月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选取青谷村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1959年底,万荣县80%以上的文盲脱盲,业余教育运动已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参加业余高小、初中班的青壮年已达到百分之八十六点五,群众性的看书、买书、借书、写作形成了社会风气,学习著作的小组达到三百二十二个。

  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亲自为报告拟题,并指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1960年5月11日,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实践证明,注音扫盲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能写书信、诗歌和阅读报纸。广大群众对注音扫盲极为欢迎,他们赞颂说:“注音扫盲真正好,文盲识字如飞跃,认一个来得一个,三年五载记得牢。”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也就是说,10年间先后有近一亿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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