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造纸术的论文质疑郑也夫：人类文明是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无论文明进程具有多少偶然性，我们大体可以观察到，发展会被保留和，而衰退则受到。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已故的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曾提出“右墙理论”，雄辩地指出生命演化的无方向性。但他在《生命的壮阔》一书中也承认：“的进化跟文化变异，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文化蕴含（自然则欠缺）巨大的潜力，速度极快，而且可以累积方向性。自然进化中没有可以预测结果的原则，也没有更趋复杂的运动。但是文化天生就具有进步潜力和更趋复杂的性质。”
副产品的本义是制造某种产品时附带产生的物品。也夫在书中显然使用了它的喻意，即做某事而导致了计划之外的结果。这是从前人的角度而言的，在后人看来则未必如此。在《副产品》的最后一章，也夫将文明演化分作五种机制：给予、借用、杂交、发明和互动。以借用为例，中国古人从石碑拓印中受到，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他们改进主产品的制作技术，拓展其印刷功能。与其说雕版印刷是石碑拓印的“副产品”，不如说是升级换代了主产品的生产工艺。
所幸，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或然性。天气预报告诉你，明天的降水概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一种或然性的表述方式。史铁生曾写过一部短篇小说，主人公车祸，于是自己不幸的链，结果发现最初的由头竟是某位小朋友放的一个响屁。每一起车祸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事故论的，其肇因甚至可笑。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宏观层面，就会发现特定时空的交通事故都有明确的统计规律可循。虽然无法预测某一起车祸的事主和时间，交管部门的人士却很清楚哪些地段属于事故高发区域。
事故论和目的论的争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展开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解释中就包含“所为因”，也就是古典的目的论。他在《论动物的产生》中写道：“没有什么可以牙齿长出并显露为这个样子；这并非基于其原因，而是其目的”亚氏认为牙齿似乎具有生长的“意志”，在生物学的时代，我们自然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比亚氏晚出的卢克莱修在其名著《物性论》中否定了这一解释：“身体中的器官并非为了我们使用而变成那样。它们碰巧变成那样才是被使用的原因。”他似乎已经接近的要旨了。
《副产品》讲述了六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每个故事只针对特定的研究领域，然而作者的雄心并不止于此。也夫使出“六脉神剑”这一招，意在论证一个远为宏大的命题，即书名“文明是副产品”。在我看来，此书像是一座尚未建成的剧院，已经树立起了六根巨柱，却还不足以支撑起硕大的屋顶。
《文明是副产品》（以下简称《副产品》）旨在这些想当然的说法，即需求导致发明的“目的论”（Teleology）。该书详细探讨了六种早期文明的历史起源，包括外婚制、农业、文字、造纸术、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比如，外婚制的产生并非为了避免近亲交配，而是出于族内秩序的禁忌。人类对异族具有更强烈的性偏好，也使得外婚制得以维系。在这一制度出现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人类才认识到它对改善子女体质的重大意义，潜在的功能遂成为明显的理由。
我们现在可以从或然性的角度考察一下文明的起源。重大的文明源于多项偶然因素的组合效应。历史只呈现了一根链条，如果链条的某一环节断裂，是否演进就会中止呢？我想很可能不会，因为偶发因素在其他地方还会出现。假以时日，它们组合的可能性便会大大提高。这就像某人在一生中车祸的概率大大高于他某一年出事的概率。《文明的解析》作者查尔斯·默里曾挑战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死后的两千年里，非世界的思想家可以地发现形式逻辑，可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确知逻辑学只在一个地方（古希腊）由少数几个人发现过一次”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对形式逻辑这种高度抽象的文明产物，两千年也许并不算长。我们很难断定，如果再给两千年，非世界的知识是否依然不懂形式逻辑。
在私下交流中，我也夫将“文明”也纳入他的考察对象，他似乎并无兴趣。其实很多伟大的教和学说也并非是“创始人”有意识地建立的，后来的发展甚至完全其初衷。在生前撰写的最后一本书《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依德提出一个大胆猜想——源于埃及的阿顿神教。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法老阿克那顿（Akhenaten）致力于在全国推广一神教。这当时贵族和祭司的利益，在法老死后，一神教即遭废止。弗洛伊德猜测，摩西是阿克那顿的者，他本是埃及贵族，为传教逃亡到以色列。后来结合这种一神教创立了自己的教，并了有关摩西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本科时，我与社会学系的几位同学交好。学生私下聊天，一般不会称呼老师大名——那样显得太正式。于是，潘绥铭老师被称为“老潘”，周孝正老师被称为“老周”，老师的尊称是“强爷”，郑也夫老师却被直呼“也夫”。这不仅是因为“老郑”留给了社会学系的创始人郑杭生教授，更是因为学生们感受不到与也夫的年龄差距。他在学问上从无老辈人的守成做派，反倒生猛得像个小伙子。新近出版的《文明是副产品》便是一部“老夫聊发少年狂”之作。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类的本性推动文明特定方向，尽管这些方向的具体径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人类接近或走过文明的里程碑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些趋势，这时自然的“隐秘目的”似乎已然昭显。在最近的中，也夫表示欲借《副产品》一书人类“的自负”。其实，的问题不在于历史趋势，而在于论述时用第一人称取代了第三人称，以宏图代替了“隐秘意图”。
当人们提到“哥伦布发现了新”或“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些说法本身就带有目的论的意味，似乎两人在行动之前已经明确意识到他们将要发现或发明的事物。然而，据也夫推测，就像哥伦布试图登陆印度而意外发现美洲一样，蔡伦也因为碰巧受到树皮布的，才借用过来“发明”了造纸术。也夫甚至猜测他与工匠合谋，有意了，从而了造纸术的诞生。
我们的祖先当然不可能预料到他们的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可这不意味着那些后果都是“副产品”。曾借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发展自己的。马尔萨斯不会预想到，可它正是马氏理论衍生出来的“产品”，只不过由后辈学者完成罢了。家从角度对此作过有意义的区分：引发后果的潜力称为“有”，由后果观照的前因则称为“行”。至于X射线和伟哥等巧合的意外发现，英文则有“serendipity”一词专门指称。
我对“副产品”这一比喻也存有疑问。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代人都根据现有的发展水平向前迈进，他们使用已有文明的方式可能是前人始料不及的。正如《双轨——现代世界的意外起源》一书的作者詹姆斯-伯克所言：“当这些新产品撞上其他同样出人意料的新发明时——因为世界就是个大网络——其结果经常激起无法预料的涟漪。”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将这些都笼统地视作“副产品”？
除了易于接受和利益驱动，目的论还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心理——我们很难相信伟大的人类及其文明仅仅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产物。听说后，一位英国贵妇的第一反应是：“我希望它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最好不要被人知道。”全世界几大教几乎都建构在的目的论基础上，它们不仅一种理论，而且提供一种意义，尤其针对中的偶然事件。事故论也许更接近，但听上去太不可爱了。如果只有它能够解释文明演进，我们真得替人类的未来捏把汗。
随着现代科学的昌明，目的论逐渐退出自然科学领域。当生物学家说长颈鹿“为了吃到顶端的树叶而进化出长脖子”时，他们只是为了方便叙述自然选择的过程，不是说长颈鹿“有意识”地让脖子变长。然而，目的论在对人类活动的解释中依然大有市场。在思想史意义上，《副产品》可以看作事故论者对目的论者发起的最新一次挑战。在我看来，事故论比“副产品”更好地概括了文明演化的五种机制，它并不认为下一阶段的文明必然源自上一阶段的次要产物或功能，只是强调其偶发性特征。考虑到《副产品》一书的研究范围，《农业时代的文明起源——一个事故论的解释》也许是个更恰当的书名。
指向目的论的“六脉神剑”
启蒙时代后，人类开始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张扬的价值，整个世界逐渐被合理化（rationalized），工业时代的文明更有可能是目的性和计划性的产物。著名物理学家费曼（1918-1988）曾言：“物理学就像，它也许会带来实际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我们从事它的原因。”然而随着避孕技术的发达和普及，人类的生殖行为越来越具有计划性。试管婴儿甚至意味着生殖完全脱离原初的机制，进入的技术流程。和人类登月是二十世纪的两大科技突破，前者由“曼哈顿计划”完成，后者由“阿波罗计划”推动。今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和管理着基础科学研究，世界上的多数科技都是在有计划的资助项目下完成的。
本文载2016年11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文明”是“副产品”吗？》。
从需求角度来说，目的论容易被大众接受。论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目的论。《平行历史：论塑造的世界》一书作者阿罗诺维奇称：“根据我的研究，这些理论（论）不会自行消失，或只是少数人所持的观点。相反它们会变得更加，也更为广泛。”从供给一侧来看，目的论也不断被有利害关系的人制造出来。如在领域，者一面塑造自己“奉天承运”的美好形象，一面将刻画为“密谋作乱”的篡权。对这些目的论的解构便含有上的意义，有助于将相关人物拉坛。
文明演进也存在或然性的规律。1784年，康德发表了一篇关于“普遍历史”的论文。他开篇即从统计学来论证人类活动的规律性：“婚姻及由之而来的出生和死亡，由于人的意志对它们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看起来不服从人们能够据以通过计算来事先它们的数目的任何规则；然而，各大国关于它们的年表却证明，它们同样是按照稳定的自然发生的”康德进而推断，尽管不存在明确意识，人类却服务于自然的“隐秘意图”：“个别的人、甚至整个民族都很少想到：当他们每一个都追逐着其自己的意图时，他们在不知不觉地依照自己并不知道的自然意图，为促进这个自然意图而工作”
在或然性的解释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不矛盾，它们各自描述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特性。经过几千年的交锋，事故论和目的论正在交融汇合，我们不妨称其为“趋势论”。也夫在书末强调，人类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不等于否认趋势的存在，也不等于人类无法认识趋势。作为一种历史哲学，趋势论一方面将我们从杂乱无章的诸多“事故”中出来；另一方面，它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有别于口含天宪的历史决。它使我们意识到，作为的人类，正向那未知的目的地迈进，以充分展现自身的伟大潜力。
从逻辑上说，枚举法属于一种不完全的归纳法，已经论证的案例并不能证明某一规律也适用于其他案例。书中讨论的六项文明都出现在农业时代或更早的时期，作者对目的论的反驳是否也适用于工业时代？工业虽然出现在晚近，却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曲线上真正的拐点——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在“马尔萨斯陷阱”中，之后便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代。关于文明演化规律的研究，如果不涉及工业时代，至少是不全面的。
从“文明”的内容来看，《副产品》探讨的只是文明的起源。文明包含四类活动：创新、应用、传承和发展。后三者都属于目的性的活动，只有起源阶段的创新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比如中国古代的术士在炼丹过程中偶然发明了火药。一旦人们了解到某些原料的组合具有爆炸威力后，就开始有意识地研发杀伤力更大的火器。曾经重创中国的洋枪洋炮，其军事威力大部分来自技术改进，而非我们祖先意外的发明。再如天文学源于占星术，化学源于炼金术，统计学源于赌博活动，这三门学科诞生之初的旨向并非为了学术研究，但它们后来基于科学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早先的萌芽状态。我们一方面不能将维持事物的原因当作产生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不可只根据事物的出身来定性它的成长。
事故论、目的论和趋势论
教建立在之上，近年的考古发现逐渐揭开了它早期历史的神秘面纱。美国圣者泰伯（JamesTabor）著有《的真实王朝》一书，该书指出本是大卫王的，他自称弥赛亚，有意登上犹太。在罗马人后，使徒保罗将“”转变为“即道”，并淡化了约翰和雅各等人的历史作用，创立了普世性的教。我本人并非教史专家，无力判断弗洛伊德学说的。这里只是借其著作说明，伟大的教也可能属于其“创始人”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与自然史不同，文明史必定是人类推动的。我们的祖先虽然了文明起源的真实过程，然而由于历史的层叠累加，在后世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湮没不彰，“仓颉造字”这样的便流传了几千年。“文字”是《副产品》中最精彩的一章，从陶符、泥筹到象形和字母，作者剥茧抽丝地还原了文字的起源过程。也夫称写作这一部分前后花了八个月工夫。探索文明的起源不仅需要持久的毅力，也需要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洞察力。全书多处细节闪现着思想的火花，在学理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述几点原因，我认为“副产品”这一说法并不准确，甚至有些。那我们如何命名与目的论对应的概念？前人早已为我们准备了“事故论（accidentalism）”一词。尽管日常用语中的“事故”带有贬义，但根据英语辞典，它也可以用作中性词，意指“偶然因素导致的事件，并无明显的或有意图的原因”。事故论强调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解释，比如一连串无法预知的事件导致了戴安娜王妃的车祸，而不是有人故意要谋害她。这一思想可用两句古诗来形容：“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
“文明”是“副产品”吗？
人们往往把已有的事物视作当然。拿自身起源来说，从远古到今天，大部分人相灵有目的地创造了人类。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创立，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自然选择下的一系列巧合使猿类转变为人类，生物演化也不存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趋势。不过，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文明发展是人类有计划的产物。农业的产生不是为了吃饭吗？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为了读书吗？对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火药的创造即使不为打仗，也是准备放鞭炮的吧？
一样事物的起因常常不同于维持它的原因。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就会倒果为因。可人们习惯接受目的论，这首先因为它是一种方便的解释。神创论者常拿眼睛作例子反驳，他们声称这样精密的器官必定是设计的产物。美国的华人冯秉诚在他的书《游子吟》中写道：“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尽管我相信眼睛是进化出来的，却不甚了解其演进过程，关于眼睛起源的解释在生物学部也存在争议。可见建立一种目的论很容易，驳倒它却要备尝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