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

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本站　　实现效益最大化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目的，也是今天讨论中国工业化下一步怎样走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国家迫切解决这个问题

　　实现效益最大化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目的，也是今天讨论中国工业化下一步怎样走的核心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国家迫切解决这个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即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即第二产业的迅速扩张问题；二是如何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即在工业水平总体落后情况下，如何处理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大国，因此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就自然关系重大。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今天，我国共出现了五次有关“轻、重”关系和工业结构问题的探讨。第一次是1952年至1957年围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探讨；第二次是“”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关于“农、轻、重”关系的探讨；第三次是60年代中后期以备战为前提的围绕“三线建设”的探讨；第四次是1978年以后有关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如何调整的探讨；第五次则是2003年以来的“重化工业化”问题的探讨。

　　而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虽然对科学发展观没有疑问，但是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在未来的工业化中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创新、就业、资源、环境等一系列矛盾，并没有形成共识。为了正确把握当前我国工业化中的“轻重”关系，有必要通过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轻重”关系历史演变分析，来总结自己的经验，加深对国情的认识。

　　1953-1978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旧中国的工业发展基本上是走的一条重工业发展滞后、轻工业发展较快的道路。经过近100年的发展，到建国前，中国当时的工业结构看，重工业也属于更加落后、严重短缺的瓶颈部门。这是由于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节制私人资本”，都是将重工业纳入国家发展的范围内。但是国营又总是不成功，私人则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私人多热衷于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投资回收快的轻工业。于是轻工业在旧中国工业里比重就很高，据对1936年主要工业部门资料统计，重工业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7.3%，而纺织和食品两个部门就占了63%。(赵艺文，1957，第5页)另外，重工业中又有半数是外资。正如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99，第329页）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

　　第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是促成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工业化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推进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资源配置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倾斜，即落后的传统经济国家和地区处于被动的低端，利润流向新兴工业国家。从历史上看，这种流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靠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强制手段，直接或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经济落后国家（即看的见的手）；二是通过投资、贸易等经济手段（即看不见的手），依靠资本、技术和垄断来完成的。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工业化国家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第一种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对外扩张，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浪潮中形成了一大批不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战争的阴霾并没有散去，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对中国的和统一构成了威胁。“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惨痛教训。

　　因此，当1952年我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促成当时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朝鲜战争所导致的受到威胁，此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也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迫切。1953年9月周恩来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与当年苏联比较，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周恩来，1984，第109-110页）

　　50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 （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但是当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体制确立以后，中国党就从实际工作和苏联的教训中发现了问题。1956年以后，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中国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1977，第269页）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977，第400页）1957年10月9日，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1977，第472页）应该说，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但是，从1958年开始，当试图避免苏联工业化的弊病，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时，“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良好愿望都没有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忽视了我国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体制框架，不敢进行所有制改革，不敢利用市场机制。因此政府就成为唯一的工业化推进者，经济管理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选择，形成城乡经济分隔，农、轻、重结构也走向严重失衡。二是受当时的国际环境影响，对战争爆发的估计过于严重。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叫嚣、越南战争升级，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使得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在制订“三五”计划时，原来打算先解决吃、穿、用问题，后来还是转变为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四五”计划时期则继续贯彻了这个方针。工业化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

　　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另外，人民收入增长也较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马洪，1982，第571页）。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上的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制度作保障，缺乏决策和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等国家主要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工业化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工业化背景是国际环境严峻，国内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更落后；（2）政府成为推动工业化的唯一力量，人民群众处于被动和没有自主权的地位；（3）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主要受到农业和资本不足的制约；（4）没有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5）基本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生活很少改善。（6）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关起门来高建设”以及政府独自推进工业化的方式，逐步被改善人民生活第一、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方式所取代。因为历史和阶段的关系，我国在20年里重新补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那种先发展轻工业和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课程。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方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国民经济重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如在1980年1月所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1994，第250页）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际形势变化对工业化战略转变的影响。要改变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局面，首先取决于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1977年恢复工作时，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就基本理论来说，基本上还是延续着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时代，不是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发。因此，无论从和平还是战争角度考虑问题，国家的安全都要以强大独立的重工业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