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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的增加将扩大消费品市场这可以通过轻工业投资来满足

  20世纪20年代中期,如何跨越这一“海洋”成了苏联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布尔什维克的假设一直是,他们的能否继续将取决于社会主义能否向西欧先进国家传播,而这将有助于苏联的发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六年里,人们很清楚地看到,在其他地方发生的都失败了。苏联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自己非常有限的资源。

  包括尼古拉·布哈林在内的一些苏联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的道路是在农业部门发展的推动下,实现适度、平衡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将扩大消费品市场,这可以通过轻工业投资来满足。重工业必须缓慢地发展。其他人则希望以重工业带头,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担心西方列强会再次使用武力以试图推翻苏联政权,因此他们在内战期间有必要迅速发展出一个能够支持强大军队的工业基地。他们还害怕把经济的命运交给对苏联政权的忠诚程度摇摆不定的农民群体手上。

  他们担心当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价格较低或可供消费的商品太少而无法消费时,农民会把他们手头的粮食和其他物品扣下来。相反,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快速工业化的倡导者,试图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财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通过征税、向国外出售谷物和原材料来为工业化融资。1927年底苏共举行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平衡了这两种立场。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详细的经济五年计划的制定,政策转向了“超级工业化者”那边,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最终计划要求的工业化步伐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即在五年内将国家的固定资本翻一番,并将铁产量增加四倍。

  这种转变恰逢约瑟夫·斯大林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这场斗争从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就在领导层中开始了。在巧妙地战胜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之后,斯大林挪用了前者的快速工业化计划并大大加速了它。为了稳定党和国家的统治,他最终通过集体化农业生产来发展农业。从农业中获取的财富将为重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扩大的工人阶级提供资金。

  对快速工业化的呼吁,在历史学家看来,是斯大林“自上而下的” 的核心理念。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和内战时期的英雄精神和大规模群众动员的复活之上的。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写道,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观点”,“为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希望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动员了新一代的狂热者”,其中包括年轻工人和党内积极分子,对他们来说,工业化运动将是他们的新十月。只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苏联就会把握住现代化,迎头赶上并超过它的资本主义对手。

  巨型工厂在这项计划中起了关键作用。一位苏联计划者说,准备一份需要建造的新工厂清单是“五年计划的灵魂”。建造新的工厂为应用最先进的技术提供了机会。一些专家建议采用欧洲的方法和机器设计,它们的规模较小,对精密标准件的要求较低,比美国的大规模生产更适合苏联工业的现状。但苏联决定采用美国模式。他们认为,投资几个非常大的工厂,通过合理化、专业化和机械化可以实现巨大的规模经济,这才是对宝贵的投资基金的最好利用,而不应该把投资分散于建设更多、更小、技术含量更低的工厂。

  有个对这种方法持批评态度的人质疑是否有受过训练的工人操作美国的机器,并且问道:“也许你想培养一个新的民族?”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第一位经理瓦西里·伊万诺夫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包含了一些已经开始或已经规划了的大项目,比如第聂伯河大坝和水电工程,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大规模项目,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体,以及几家拖拉机和汽车厂。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将创造交通和电力基础设施、钢铁工业,也将制造牵引车和输出车辆,以改变整个国家,并为新的国防生产奠定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规模反映了需要激发公众热情,来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和奉献。工业巨人主义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计划中的工业综合体规模之庞大,甚至能与最先进的国家相比。苏联实现了现代化,而且速度如此之快,很显然是要为之付出痛苦的劳作才能实现的事情。速度被认为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50到100年,”斯大林在1931年宣称,“我们必须在10年内弥补这一差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会压垮我们。”

  苏联缺乏自行实施五年计划项目所需的工程骨干队伍、经验,以及制造产品所需的资金和机器。迫于需要,它不得不转向资本主义世界以寻求相关技术人员和机器。有些外国专家已经在苏联工作了,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后,他们的作用被大大扩展了。在苏联,本国的工程师、工业建筑师和其他从事大型项目的专家太少,同样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并不信任这些专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公司工作,并没有支持,被认为缺乏对最新工业发展和国外事物的了解,特别是在美国发现的大胆和创新精神。

  苏联招募的外国专家很多来自德国,英国和瑞士也提供了数量相当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但就其角色而言,美国的工业公司和咨询公司是最重要的,在主要的五年计划项目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企业对并不同情,但它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它所带来的商业机会。这股热潮始于乌克兰的巨型水坝和水力发电项目——第聂伯河水电站,该项目于1932年启用时,是欧洲最大的水电站。1926年,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代表团与休·L.库珀签订了一份合同,库珀曾在亚拉巴马州的马斯尔肖尔斯负责监督大坝和水电站的建设,以便在第聂伯河水电站发挥类似的作用。

  每年有一到两个月,库珀会在工地上工作,他公司的一组工程师们则全年都在那里工作。苏联为这个项目在美国购买了大量重型设备。纽波特纽斯造船和船坞公司为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坝建造了9台涡轮机,并派出工程师监督安装。通用电气为这座大坝建造了一些发电机,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对苏联电气化和工业化有非常广泛的参与。

  美国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参与,更是无所不至。在苏联,拖拉机有着近乎神话般的重要性,经常在祖国旅行的俄罗斯裔美国作家莫里斯·信度斯宣称拖拉机是“农民命运的仲裁者”,“不是一个机械怪物,而是一个英勇的征服者”。拖拉机几乎从来没有卖给农民个人,而是被用来作为集体耕作的奖励和支持。拖拉机站为附近集体农场提供设备,它成为苏联的一个关键机构,因为不仅提供机械动力,而且为国家收集粮食,并作为现代化和布尔什维克力量的象征。的村庄将没有拖拉机可用。

  苏联政府斥巨资,从国外进口拖拉机,并将国内生产的拖拉机作为投资的重点。苏联曾请亨利·福特在俄罗斯建立一个拖拉机厂,在遭到拒绝后,政府转向下一个目标,即福特最喜欢的建筑师阿尔伯特·卡恩。由于卡恩为胭脂河工厂工作,苏联都了解他。在规划斯大林格勒工厂的未来面貌时,他们尽职尽责,于1928年11月派遣一个工程师代表团到美国学习拖拉机生产,并访问设备制造公司、工程公司和建筑公司,包括卡恩的设计公司。1929年5月初,由苏联政府主导的安托格贸易公司与这位底特律的建筑师签订了一项合同,即设计一个年产4万台拖拉机的工厂(这个目标后来被提高到了5万台)。

  卡恩还同意现场指导、监督施工,帮助苏联从美国公司采购建筑材料和设备,并为工厂的启动提供关键人员。在与安托格签订合同时,卡恩知道,苏联面临许多技术问题,但是也与美国有许多相同的挑战和机遇。正如他对苏联的大多数声明中所体现的那样,他从未提到主义,也回避。也许是为了敷衍来自敌视主义的那些企业的批评,他把苏联描绘成美国设备制造商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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