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佳必得进口食品人文山水 山水珞珈：武汉大学现代转型的

因此，在武大，古今之争的战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文系。中文系一直是治旧学者的圣地，人多，大都学问深湛，搞新学的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连陪衬都谈不上。从武昌中大转来的张西堂、教授王葆心等，旧学功底深厚；新聘的教授刘赜（博平）、刘永济（弘度）、刘异、谭戒甫和徐天闵等，在旧学领域各有专长，都是叫得上号的人物。刘赜是首任系主任，继任时间较长。刘是黄侃的直系，章太炎视他为“再传”，循章黄门径精治小学，独步一时。刘异师从大师王闿运，专于，擅写诗词。专研子学并勤于著述的是谭戒甫。刘永济是“龙学”专家，又以深研词学著称。以诗学见长的，是大嗓门与外文系陈登恪教授有一拼的徐天闵。徐长年讲授“古今诗选”课，“对历代诗人如数家珍”，“往往是唱着进教室唱着出教室的”，“他很少”，“引某首诗就高声唱起来了”。在文学院大楼讲课，紧闭教室的大门，还“不至于惊动四邻，后来搬到四川乐山文庙的破屋中他一声支离东北风尘际，隔壁会计学戴铭巽教授的资产负债表就震得不平衡了”。[45]

“力助”反过来是“助力”，一个意思。教育部指令如何如何，却必须国府的指令，“力助”武大的“新建设”。武大校长是国府任命的，其治理学政的之大，现在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完全不可思议。

严格地说，与石、刘不同，张算不上儒官。麦焕章也不算。不是儒官者，仅此二人。[12]石瑛1897年补博士员，1903年乡试中举，次年官费往欧洲求学，先后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学校主修工科（船舶制造、海军军械、铁道工程）。二次失败后，再度往英国入大学修矿冶，获硕士学位。1922年应聘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常与同乡李四光、王世杰（崇阳）往来，讨论治术（）。1925年初，接教育部令偕李回武昌，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即位后励精图治，屡受旧派和其他派系的排挤，曾经遭到，不得已于年底去职。武昌昙华林现存石瑛公馆，即为石当年所置办的私宅。石在英国参与组建同盟会欧洲支部，在武汉主持同盟会湖北支部，曾当选（）和（湖北）省议会的议员、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亦学亦政，石的资历与李惊人的相似。不仅资历相似，而且是同乡和校友。李不在武大任教职，不常住武昌，建委会的好多事情都由石瑛他们来打理。李与石瑛他们搭配，如琴瑟和鸣，“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

五

李四光空投武大时是中研院地质所的所长。李与院长蔡元培过从甚密，是蔡最信任的之一。李与才女许淑彬于1923年结婚，蔡是证婚人。此前王世杰与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的妹妹萧德华成婚，蔡也是证婚人。辛亥前，李在日本游学近六年，期间，加入同盟会（首批会员），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归国后参加辛亥。辛亥后，相继担任湖北军理财部参议、南京临时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湖北军实业部部长、湖北同盟会。1913年受稽勋局掖，弃官赴英入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并兼修物理学，1918年获硕士学位。接着游历法国、和，考察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地质状况。1920年回国，被蔡聘为北大地质系教授、主任。后再入大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拥有如此深厚的政学资历和贯通政学的人脉，由李来担当主持武大筹建的工作，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1928年，陈、凌从日本归来，来到“不能更坏”（陈源语）的武汉。起先住在昙华林的西式居所，武大迁往珞珈山后住进十八栋的“双佳楼”。在武大，虽然有袁昌英、苏雪林相伴，虽然仍在写作，但是还是不时会有孤寂感袭来。陈于1929年12月16日致信胡适：“叔华在这里，却实在是。她时时闷得要哭，我也没法子劝慰，也许有一天她连哭都不想哭了”[63]袁就不一样了，有夫君杨端六在侧，生活优裕（1934年，杨月薪大洋425，袁350。那时学生的月伙食费仅需七八个大洋），写作教书都有成就感。马斯洛把人的心理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实现五个层次。袁很敬业，学生她，容易得到心理满足。前文提到的才子吴鲁芹，其时学名鸿藻，经常得到袁的表扬。袁是湖南醴陵人，湘音重，不经意开口音就发成了下唇音，“鸿”“焚”是分不清的。“某次上课前，他慨乎言之曰：秦始皇，我们这两堂课，非要听到焚草如何如何不可，真是焚草了。”[64]“焚草”即鸿藻。苏也不一样，她没有时间做“白日梦”，沛乎其内的“力比多”转移了，教书写书，游泳散步骑自行车，忙得不亦乐乎。

[10] 参见蔡元培：《教育议》，《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蔡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的影响。”因而主张“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以统理区内一切教育事务。民初蔡任教育总长时便有分区建大学的想法，不过当时只是建立了几所师范专科学校，武大的前身国立武昌高师即为其中之一。

推举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这可是私底下的评价，典型的君子风。

凌出身名门，秀外慧中。“高门巨族”，“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习画，得宫廷画师王竹林、齐白石诸大师指点；学英文，得辜鸿铭点拨；写小说，得周作人提携。凌画笔墨轻淡，似有还无，“秀韵入骨”（苏雪林语），可称文人画的余响。凌书结体纤秀端庄，别有韵味。凌文温婉，发情止礼，闺秀气浓郁。1924年泰戈尔来华，京城一帮欧美派绅士假凌府作东，凌有缘结识陈源，进入他们的圈子。巨族淑女嫁家境一般的留洋博士，正应了那时的风尚。1926年7月14日，陈、凌的婚宴在“欧美同学会”举行，证婚人胡适致祝辞，称中国人相敬不言相爱，人言相爱不知相敬，期待陈、凌相敬相爱，以达成婚姻之目的。[62]然而，后来的事明，这个期待未落到实地，反落进中国人婚姻的老套。

培尔不得不走了。1935年来，1936年走，旋赴西班牙，战死沙场。得知死讯，外文系为他在文学院最大的一个教室开了一个会。作为院长和培尔的友人，陈源发表讲话，介绍培尔先生的家世和创作成就，说他是“promising”（很有希望的），但不知为什么就去西班牙送了命。待他走下台来，立即有激进的学生冲了上去，大叫培尔先生是为主义而死的，不知此“就不配来纪念拜尔先生”。他指着墙上的大幅挽联——“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与”，大声“说这种不了解拜尔先生，正说明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与”。接下来乱成了一锅粥，有人上去朗诵挽诗，有人领呼口号，肃穆的会变成了群众大会。鸿藻“注意到通伯先生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不动声色，一直到散会，才默默地走出会场”。陈没有中途离场，是因为他知道中途离场是对逝者的大。[67]为尊者讳，吴鲁芹故意没有解释“与”何所指，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陈，无人不心知肚明。挽诗只指培尔，领呼挽诗则是一箭双雕。能走进会场并发表讲话，就需要大肚量；面对乱烘烘的场面不动声色，直至散会才默然离去，则需要“宰相肚里能撑船”。

今日为病后第一次上课，萎靡，口欲衔枚，期期艾艾，学生无不昏然思睡，自觉惭愧，恨无地洞可钻。（5月1日）

由武大而北大而大学，在回溯中可以发现，武大是如何经由蔡元培而与洪堡的教育发生联系的。洪堡的教育，落脚到东湖边上的珞珈山麓，从此，武汉才算有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大学（university）之大(universe)原指普遍的、的，包罗万象。凡称大学者，未必非得集知识之大成（“知识总和”），但必得包容多种学科。这样的见识，晚清的时候就有了。民元以后议定大学的规范，就大学不得少于三科（院）。武大初设文学、社会科学、理工三院，后增至文、法、理、工、农五学院，便是循此而来。此前所谓的大学，如前述，大而无当，资不抵债，有名无实。武大创业的那段时间里，教授多是从外面聘来的精英，只有少数是从武昌中大转来的，就很能说明问题。

1936年，一位以冶人为笔名的老武大的学生，在为《欢迎新同学特刊》[3]撰写的《迷津里的珞珈》一文中说：“东湖是围绕着珞珈山的，湖水汇到此处，形像拥抱的汇合点。山与水在克斯（kiss）了。”岂止是“山与水在克斯（kiss）了”，而且是的山水与堂皇的建筑在“克斯”了，而山水与建筑动弦的“克斯”，不啻了自然人化罕见的一份辉煌。珞珈山水经人为的美化而成为宏伟雄奇的人文景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文）化了的珞珈山水，不只是在当时，即使在今天，都堪称中国最漂亮的一道风景线。

所以，当那个叫培尔（Julian Bell）的二十来岁的英国诗人来武大任教授以后，年已三十有五的凌叔华再也难以保持矜持状，长久被压抑的情感喷发而出。培尔是剑桥大学的文学士、伍尔夫的侄子。伍尔夫是名闻遐迩的前卫小说家。培尔是只言相爱不讲相敬的。他狂热地追求凌叔华，这个“婉顺的女性”，受了烈酒的刺激，慨然出轨。鲁迅评价凌的小说：“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65]不是拂来的文酒之风，而是倒灌进口的烈酒。凌豁出去了。凌避开陈源，与培尔相约在“幽会”，居然斗胆把他带进她的社交圈。后来两人发生争执，凌甚至以死相。这事闹得满城风雨，珞珈山几乎无人不知。陈源的反应冷静得令人惊诧莫名。他的解决方案是：一，协议离婚；二，分居；三，断绝与培尔来往，维持现状。[66]凌终于醒来，“回复故道”——相敬如宾的夫妻之道，做回“婉顺的女性”。

四

不过，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只看三年三易名一事，就知道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1923年武昌高师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合并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和省立医科、法科、文科三所大学及私立大学，再度更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名为实之宾。名头变大了，却难掩性状不定的窘态。几年后，“武大概况”的编者说，武昌中大“一时学生人数虽骤增，然学生程度不齐，学风亦复嚣恶”[25]。在主管全省教育并兼理武大校政的刘树杞眼里，问题还要严重：“开学而不上课”，完全形同虚设。他感叹，过去作为“中国经济和中心”的武汉，如今在文化上已经“瞠乎其后”。这大概是他提议筹建武大，重振武昌教育雄风的一个触因。他在武大开学典礼上放出豪言：“武汉大学在全国统一（二次北伐）后的中国，不客气地说，是应该继起文化中心的责任。”[26]

武大办学的旨，一是追求高深的知识，二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格，用王世杰的话来说，也就是绅士人格。1929年6月3日，王在总理纪念周的中说：

原载《芳草》 2015年第04期

东湖曾经被老武大一位名叫殷勤的学生比作村姑。村姑是天然样的，不衫不履，大大咧咧，有的是原始的野趣。说到东湖的野趣，少不了会提到西湖的文雅。苏子笔下的西湖便是文雅秀奇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题诗说“东湖暂让西湖好”，着眼点当也在两湖的文野之别。黑格尔认为自然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自为（未经人化）的自然，一种是人为（人化）的自然。西湖有苏堤白堤、雷锋塔岳王庙、苏小小墓于谦墓，不是断桥残雪就是柳浪闻莺，无处不是人为的景观，到处都是文雅的故事。东湖呢？东湖是随性的，不假修饰，洒脱不羁，水至清有鱼，烟波浩渺，阴晴圆缺，一任四季的流转。拿阔大粗放的东湖与纤巧玲珑的西湖比，原是难免的一个套子。西湖实在是太有名了。殷勤在散文《珞珈山风景线》中写道：

然而，一切都来之不易。刘树杞尚未去职，麻烦就来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先行的是筑，需要移去挡道的坟墓，就有墓主出来反对了，跑到省里去，施工。不知身为的官员，刘是不是有难言之隐，辞职是不是与此有关。可知的是，王世杰来武大就职前就在考虑如何处理建新校舍引起的纠纷。体貌敦实、性格鲠直、年壮气盛的叶雅各倒是不讲什么绅士风度，带了几十个民工，一夜间挖掉所有挡道的坟墓。这在现在叫“强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拆迁办”，根本没这个概念。结果是墓主闹得更疯狂了。我想，在叶的心里，“强拆”是有理的，理在为公益大业，即为百年树人计，为武汉乃至华中地区建设一所一流大学的大业，必须个人的利益。

三佛阁现留有遗址可供踏访，因与武汉音乐学院相邻，周边分布有不少琴行。武昌高师的旧址，也就是武汉大学原有校舍的所在，据当年在这里读书、后来流寓宝岛的高启圭描述：“北倚蛇山，在高观山之麓，南面紫阳湖，直望南湖；东邻抱冰堂与农林场；西接省议会、阅马厂；优美，在当时诚最佳的黉舍。”[2]然而，要不了几年，这优美中“最佳的黉舍”，便被赋予珞珈山水以现代人文意蕴的雄奇壮美的“式”建筑所取代。

晚清办洋学堂，讲的是实用，是兴洋务以图自强，以御外侮，教育从属于实业，不可能产生教育的观念。“前清末造时，科举所以不能不废，学校所以不能不办，差不多完全原于国蹙患深四个字。”废科举是在1905年，前此四十多年由清廷总理事务衙门开办的同文馆，就是“国蹙患深”的结果。嗣后，张之洞办自强学堂，同文馆便是取法的对象。自强学堂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方言斋教习英、法、德、俄四种语言（后增日语）。“所招学生只有方言一斋住堂肄业，其余三斋都仿从前书院的办法按月考课就算了。后来更定章程把算学一门改归两湖书院另行讲习，格致商务两门停课。”[29]后拟增实业科目未能奏效，自强学堂成了地道的方言学堂。与欧洲大学源起时的情形相似，自强学堂起于实用，单科突进，跟学术研究还沾不上边，充其量只能算是大学的胚胎。何炳松说晚清有点大学模样的，只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7] 叶雅各（1894-1967），自1916年起，先后在菲律宾大学、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林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赴欧考察林业。同年回国任金陵大学教授、主任。

老建筑有着伟岸的身躯，老武大也有着宽阔的胸怀。求自治，求兼容，求，如前所述，概为游学欧美归来者涵泳的欧式现代大学的教育。武大聘任教员是不讲出身的，以新学见尤其欢迎，耽于旧学者也绝不。招生更是宽容大度，不问如何，是左是右，属何党何派，只要合乎学校的要求，一律收进来。这叫“有教无类”。读三十年代武大学生如李锐（当时叫李厚生）、刘西尧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到校园内者相互摩擦、持相同者相互砥砺的情形。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李锐以“工学院全体学生”的名义写了《致全校教授先生书》，北平学生。他引用陈衡哲（莎菲）所下“痛语”，呼吁走陈所示“两条自救的活”：“在刀头上舐血吃的拼命的”，“忍辱食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这封信引起“许多教授包括校长王星拱”的同情。李说：“王星拱是比较注重蔡元培办学的人（校长办公室挂着蔡的大幅照片）。”[41]我们知道，王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有自己的，也有自己办学的主见，政学两分在他的脑子里是扎了根的，认同“兼容并包”的并不奇怪。

昔日坟塚鬼影出没的荒山秃岭，倏忽七年间，便如此神奇地矗立起中国仅有、世不多见的“最佳的黉舍”。绅士淑女，名师野狐，青葱学子，洋的土的如洋服马褂，形象有别，性格各异，八方来集，聚散有时，不难想象，在这山水之间、楼宇内外、丛林之中，该隐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总之，是改妆易容了，山水染上文化人典雅的气质，挥手向村姑傍野夫的生活道别了。不知不觉间，珞珈便成了武大唯一的代称，覆盖了所有透着野气的山名。珞珈是珞珈山的省称。珞珈之外再也无山，正如九华、普陀、峨嵋之外不再有山。山名珞珈，名映其实，原来是自然人文化结出的一个硕果。

武大全体学生致电王校长：

几乎与武大新校舍一期工程开工同时，后来被誉为“中国之莺”的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周小燕的父亲、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行长的周苍柏，就在与珞珈山隔湖相望的地方圈了面积大约与当时武大相当的一块地盘，开始兴建他的海光农圃。周苍柏显然是拿东湖当大海来看的。东湖原来是活的，通江达海。现在武大西北面有个叫茶港的地方，原名茶叶港，想必是茶叶的集散地，运茶入江的港口。周从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后回国，在大都市洋行里掌了实权，自然有了盘地的资本。他开发苗圃，植树造林，建亭台楼阁，造观鱼池（天鹅池）他当年手植的几株桂花树，如今如冠盖相望，仲秋时节流香溢彩。海光农圃后因时局的变动而被其他权要蚕食，所幸剩下来的地方，便成了今天平头百姓尚能漫步其间的东湖公园。私园变公园，是势使之然。势为公有化之势，不可遏止。但是，公有化了的园，我们知道，并不都是人尽可享的“公地”。在无法成为“公地”的园里，可以讲述的，当然也就不是平淡无奇的“百姓故事”。

武大不买账，态度十分强硬。王知会，中央，一面诉函所陈之谬，如坟墓不过百十余，层石可利用以省开资，徐家棚为商业区，南湖那里为战事要地，都不是建校的好地方；一面声明兹事体大，筹建诸事，所费已达数万之多，绝无改弦易辙的可能。王星拱、周鲠生、皮石、燕树棠、闻一多和瑞等教授紧急会商，函请维持原有“定案”。王派皮石赴京向谭延闿院长、蒋梦麟部长面诉详情，又派张有桐和吴屏带信往汉口晤请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张治中出面干预，甚至致书“介公”仰请支持。查武大档案馆所存相关文件，可知此事很快就有了断。1929年11月18日，谭延闿署名下达训令（4087号），“除令饬湖北省剀切晓谕，勿任，并指令外，合行令仰该校，即便遵照定案进行工事”[39]。这个“仰”字用得妙，道明了与武大（政以助学）的关系。军人说话不绕弯子，来得硬梆梆的。张治中25日复信说：

[6] 苏雪林：《怀珞珈》，《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

珞珈山原名落驾山、罗家山，是武大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给了它这么个雅号，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少为人知的是，珞珈山原来只是十多座小丘之一，它的北面还有火石山、侧船山、狮子山、寥家山、乌鱼岭和扁扁山等等。起名不雅，体量不大，高不过百十来米，上有一些坟包，无一不是濯濯童山。1932年，武大一期工程竣工，狮子山上下有了气象恢宏的老斋舍（男生宿舍，现称樱花城堡）、理学院、文学院、学生饭堂、俱乐部和运动场，珞珈山上有了简易石屋和英式别墅群——“十八栋”，劝业场那里有了木制四柱三间歇山式牌坊（武大门牌，不久被大风摧折。1933年于原址重建钢骨水泥制三间冲天式牌坊，至今尚存），几年内在建筑间、径旁种植的草木渐形葱笼。二期工程完成大半，又有了同样壮观的火石山上的工学院（现为行政大楼），狮子山上下的图书馆、院和宋卿体育馆；靠近凌波门那里还有了一座“蝶宫”（女生楼，又称“东宫”，均为学生的戏称。称“蝶宫”取其形似，称“东宫”示其显贵）。

1920年冬王回到国内，翌年初任北律学系教授。王住进东吉祥胡同，同住此处的北大教授有李四光、周鲠生（周览，系）、燕树棠（法律学系）和丁燮林（丁西林，物理系）等，不久，皮石（经济系）、陈源（英文系）和石瑛等[15]也住了进来。青一色的正值盛年的欧美派教授、派知识。20年代中期，鲁迅为他们封了个“雅号”——“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东吉祥派”指代“现代评论派”、“现代派”，“正人君子”暗讽这帮优雅体面以宽容大度自命的绅士不时出离不禁擦枪走火的作派。[16]“五四”落潮，“首善之区”政派林立，北洋内部派系纷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学冲突不断，分化，时起时伏，因减欠教员薪俸而时起风波。1927年6月以后，奉系军治下的教育部合并京城九所国立大学——北大、工大、农大、医大、师大、女大、女师大、法政大学和艺术专门学校，定名为国立京师大学校。蔡元培精心培植起来的北大就这样被无情地化解了。派不了，便随了前起的南下潮，纷纷出走。北大遭此一劫可谓不幸，而对于南方的大学来说，倒也未尝不是良缘之幸。

八十多年前的荒山野湖，十年后变成涵养风雅的壮美的珞珈山水，这十年的数差一点儿也不冰冷，反而热得发烫，让人浮想联翩。真的不想就这样停下笔来。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为了复活那永远不该忘却的记忆。忘不了，忘不了在山水珞珈留下深刻足迹的那些鲜活的面容：王雪艇、王抚五、石瑛、李四光、叶雅各、皮石、周鲠生、陈源还有惜未记下他们的事迹就好像还活现在眼前的那些教职员：常与学生同场竞技的汤化龙的儿子汤佩松、口锋凌利常带感情脾气不小的吴其昌、师承大师怀特海的懂戏且善写柳体的大才子万卓恒、英文极佳并喜把玩甲骨文的学教授时昭瀛、名望不大嗜酒如命记忆力惊人的陈登恪、仪表谈吐容易博得名媛淑女青睐的郭斌佳、外貌瞠乎其（郭斌佳）后故爱攻其英文千疮百孔以取得心理平衡的费鉴照、讲欧洲史一学年才讲完上古史的陈祖源还有那副妙不可言的对联：“高翰高公翰 顾如顾友如”。高翰为人风趣，辩才无碍，口若悬河；顾如字友如，原为南开校花，后留美获硕士学位，来武大教书管女生，人到中年，风韵不减，晚年忆及珞珈岁月，说“差点没闹出人命案子来就是了”还有那些过汉口看梅戏、在校园里演莎剧、在东湖边摆pose的学生，那些幸入“东宫”因肥美凝脂清俊秀丽而获封各种尊号的“皇后”

李、刘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且为湖北老乡。刘1890年生于蒲圻，李1889年生于黄冈回龙湾——与老屋仅一箭之隔。石瑛（阳新）、涂允檀（黄陂）、黄建中（随县）和张难先（沔阳，今名仙桃）也与李、刘有乡邦之谊。张、石和严重（麻城，省民政厅厅长），“鄂人所号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于世”[11]。世之“常”为“贪”（欲），贪权，怕死。三人反其道行之，常有惊世骇俗的反“常”之举。可见“守常”实为世所稀有的“不常”。张号义痴，是武昌首义的功臣，后人誉之为“辛亥耆宿”，成功后因政局无定而时出时伏，直到1923年才应李济深约出来做官，1927年冬被任命为湖北省委员、财政厅厅长，以不谙财务恳辞不从，避居西湖，后经好友刘树杞和石瑛好言相劝，才随刘、石返鄂就职，进入武大筹委会。

早年在武昌求学，刘树杞就拥戴孙中山，积极参加活动。辛亥后，作为一名“稽勋生”，刘是与李四光和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同一批出洋的，只是李、王去的是英国，刘去了美国。武昌首义大功告成，孙中山咨临时，议定设立临时机构稽勋局，以“酬勋”的名义资助功臣出国游学。刘于1913年赴美学化学工程，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留美工作几年，在几家化学实验室做过化验师，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过。1921年归国，受聘担任厦门大学教务主任和理科主任。1928年春返回家乡，接手王世杰，入长教育厅，随即出任武大筹委会主任委员、代理校长。

一

再来看胡适眼里的武昌教育。1925年9月下旬，胡适接受武昌大学校长石瑛他们的邀请，偕周鲠生、王世杰等一行来游武汉。胡在各处十余次，讲哲学，讲文学，讲读书和新文化，当然也忘不了讲。之余，便是结新知，会故友（如郁达夫。郁时任武昌大学教授），见（如后任汉口市市长刘文岛），游西园，逛窑子是郁达夫他们带去的。有趣的是逛窑子也能逛出人生的思考来。胡见一向一同来者哭诉，“此间生活不是人过的，要他救她出去”，便看出“此女能于顷刻之间”发现来人不是常客，“算是有眼力的”。当晚归寓后便发感慨：“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more capable of real romance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人。”在武汉逗留十来天，武昌的教育给他留下极坏的印象：

另有五等七十一人和武昌业主会的诉函。诉函还递到直至国府里去了。理由多出一个：珞珈山一带少黏土多层石，开凿困难，所费甚巨，不宜建校。称经实地目测，明清以来的坟墓不下三千。言辞也更趋激烈，直斥王世杰叵测、，武大的行为无理，强烈要求武大立即停工，另择徐家棚或南湖的地面建校。有人甚至，王若，就要去崇阳挖王家的祖坟。迫于压力，一再召集委员复议并前经委员集体议决成文、教育部备案的“定案”，认定诉函所述理由“正当”，由代萧萱（建设厅厅长）签署文告，令武大立即停止掘坟施工，以顺舆情，免生风潮，另择校址。

[11] 张难先语，见《湖北三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供稿，

[8] 武大“”的构成，随时有所变动或增减，这不难理解。为行文方便，下文仍称为“”。

珞珈山最人的当然是那个有名的东湖。杭州的西湖，我嫌她太小，水又太浊，东湖要比她广阔几倍，水是澈底的清。朝霞夕晖，光彩变化，月夜则沦涟闪烁，有海洋的意味。有风的时候，一层层的波浪，好像是蓝色的水晶，刀斩斧截，全属刚性线条，但说是凝固的，却又起伏动荡不已。[6]

自上课以来为今日之出丑者，早知如此，今日此课请假矣。（11月29日）[57]

1929年8月6日，大学院电令刘树杞为武大代理校长。次年元月，刘以公务繁忙为由请辞。不知何故，刘荐李四光任校长未果。3月，刘具文移交“木质锡镶校印一颗、牙质校长官章一枚”，算是正式卸任了。此前教育部下文称：“该校长备著勤劳，正资依畀，既称力难兼顾，未便强事挽留。所有校长一职，业奉国民令，任命王世杰接充。在王校长未到任以前，并奉令派该校理工学院王院长星拱兼代。”[17]王世杰是杰出的学者，更是难得的干才，资历深，在国府的能量惊人，由他来主持校政，当更能左右逢源。武大初创百事难，师生翘首以盼。代理校长王星拱致电教育部：

先生主持武大，汲汲完成新校舍，以宏学府之规模，甚盛事也。设计既定，兴工在即，乃有校区内之坟主出头，且暗中纠众以图工事，诚为可恶。弟以风水之说为之害，本应，况此豪劣，公然恃其死者埋骨地以疠害教育之新建设，安可不严为！倘示姑容，则洵如大函所云，此风一长，非特一校之患，将来如辟市造道开矿，俱受障碍矣。弟已致函，请其力助贵校，俾此新建设得早观成为快。[40]

对政学两分表述得既确切又鲜明的是王星拱。王辛亥前就去了英国，入同盟会，进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另一译名是伦敦理工大学），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应聘武大任教授以前，王做过北大教授、安徽大学校长。1925年“科玄论战”起来，王是科学派的一员主将，主张“科学万能”。王思维细密，往来于科学与哲学之间，两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于旧学亦多有浸染，行文，史例圣言常信手拈来。1929年10月5日，王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用收效的速缓来区分军事、和教育三事，说军事立战速决，收效是最快的，要缓于军事，却要比“百年树人”的教育来得快。教育关乎学术，而学术，涉及物质方面的，“乃是公共的、中立的，不但是无党派的，并且是无国籍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哪怕是方面的，“在学校里边——尤其在大学里边，也不是用一张命令式的所能了事的”。三者各行其道，各安其位，不得相互僭越，“在教育里边，倘若搀杂的工作，也必定摇动教育的基础”。他想说明的是，从事学术的人，“必定要抱持不管的态度，才能造成研究的空气，才能得到学术的结果”。[34]也就是说，要为学术而学术。进而言之，办教育的，要为教育而教育；搞文学的，要为文学而文学。

（黄说）白话与文言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故乡，电催奔丧。文言电：“母死速归”，四字足矣。无论读书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即明，勿待解释。如用白话文，则：“你的妈妈死了呀！你赶快回来吧！”四个字变成十三个字，再加两个惊叹号，电报费几乎加了四倍。孰优孰劣，不辩自明。[46]

三

教育的观念出现在民元以后。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1918年开始提倡“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蔡在等地游过学，接受洪堡的教育是正常的。曾经在武学系任教的“五四”健将罗家伦（罗志希）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大学的冯彼德（Wilhelm von Humboldt）和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30]武大时的罗志希，中等身材，皮肤粗黑，双手肥大，却是一副绅士的模样，一位非常漂亮、极有风度的知性女伴他而行，“粗大肥厚的手，牵着白嫩细腻的柔荑”，不大协调，却亲切大方。[31]罗在北大、大学都待过一些年头，熟悉两校的情况，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洪堡在1810年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建立一所新的大学。”这所新的大学就是后来被称作“普鲁士母本大学”的大学。大学“最早把教学与科研融为一体，坚守科研无任何的理想，提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32]三个基本点绕着一个中心——。是天赋的，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大学是人类知识的集散地（洪堡所谓“知识总和”），其是传承（教学）和创造（科研）知识。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出自人的求知本能，不容分离，都应该是的。知识“无涯”，求知（学术）永无止境，不从权威，不需指令，没有禁区。求知不是目的，不应为知所役、所异化，目的是在求知过程中完善或实现（全面发展）。洪堡是普鲁士王国的文教总管，威廉三世是，他们办大学却主张政学分离、学术，令人深思，。他们是真正的智者、明白人，懂得间“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此理在有个十分动听的说法，叫作“诸神归位”。

上午到文学院上课。陈通伯先生将沈从文来信还我，并言余所作沈论，誉茅盾、叶绍均为第一流作家，实为失当，难怪沈之不服。余转询陈之意见，中国现代第一流作家究为何人？陈答只有鲁迅勉强可说，此外则推沈从文矣。此种议论真可谓石破天惊，陈先生头脑固清晰，然论文则未免有。[61]

脱不了行文的俗套，东南西北，山水人文，美似仙境。说好就好得一塌胡涂，说坏就坏得一无是处，文字虚饰的魔力，于此可见一斑。递诉函者为桂子馨等九人。说来说去，就一个理由：谨尊孝道。

九时开始预备《天问》，先看刘永济先生通笺，初震其渊博，且惮其艰深，几乎不敢翻视（11月17日）

二

余今日身体异常，又以同屋小陈患此危症，心中慌乱，功课毫未预备，故今日讲得毫无精彩，

殷勤不可能知道，几十年后，他的校友，一位以方方的笔名闻世的作家，会在无意中呼应了他村姑的妙喻。方方喜欢的也是“天然去雕饰”、不失野趣的东湖：

武大的基本架构也是西式的。武大文、法、理、工、农五学院的构成，按蔡的说法，应该是美国的制式，与法国、另设各种专科学校有所不同。[42]此说不确，法、德也不乏容有多种学科的大学。、理学、工学和农学，在当时的中国，都是舶来时间不长的新兴学科。文学院的外文系没什么可说的，即便是它的哲学教育系和史学系，也与“”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文、法、理、工四学院的院长，即陈源、杨端六、王星拱、邵逸周[43]，个个有游学欧美的经历。查1935年《国立武汉大学职教员履历册》，除中文系主任刘赜北大出身以外，其他系主任——史学系李剑农、哲学教育系高翰、外文系方重、经济学系任凯南、法律学系周鲠生、学系时昭瀛、物理系王星拱、数学系曾昭安、生物系张珽、化学系黄叔寅、土木工程学系陆凤书、机械工程学系郭霖、电机工程学系赵师梅，全部有风光的留洋背景。[44]工学院教授13人，院教授18人，青一色的东西洋留学生。农学院筹建成功，首任院长是叶雅各。中文系在武大，说它是“”言重了，说它是“点缀”言轻了，说它是如珞璎之“玉饰”呢？或者说，它就像老图书馆皇冠顶上那俏丽的飞檐和琉璃斜坡。

其实，方方不会不知道，东湖早已“被作为”而失去了“天然模样”，只是还没有“被作为”到像西湖那样，到处都有文雅奇幻的故事可讲的程度，幸赖其大也还不至于落到被切分成无数断片的地步，依稀还能见出村姑当年的模样。苏雪林这样描摹东湖当年的模样：

只要看看武大“”的人员构成，就不难看出大学院和教育部的用心何在。

昌切，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众声喧哗与对话》《思痕集》《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和《二十世纪中国文艺论》等，译著《语言学与小说》，主编名人译丛一套，发表文章300多篇。

养成绅士风，在中国，甚至在中国洋气的大学里，殊非易事。想下去就感到。绅士风的核心是。理知的公平、，理知的人格平等，理知的人性之常（文明），理应体现在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理应如此，实不尽然。但是，武大的绅士们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前引校长雪艇先生的讲话，其中还举有图书管理和考试的例子。他说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为节省经费，裁去阅览室管理员，起初图书有些损失，“久而久之，结果甚佳”。又说美国大学近来多采用宣誓制度，学生只需在考试前填一誓书或愿书，表明不愿受人，决不违反考试规则，便可在无人监考的试场应试。不设监管人，前提是相信和尊重人的自觉，目的是养的自尊。过去的决斗，现在的超市，所内含的就是这种自尊尊人和公平的。顺便说一句，中国学来的超市是橘化的枳，变了种。说到底，大学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以知役己谋利的，而是为了培养既有高深知识又有人格的“金德孟”。

不消说，王世杰也怀有这样的理想。王面对的局面比刘树杞更为严峻。墓主们接连打上门来。从1929年11月初开始，先后有数人、数十人以数千墓主的代表自居，或者打着武昌业主会的旗号，上诉，义正辞严，不容声辩。他们的诉函，有的写得声泪俱下，文采斐然。不吝辞费，抄一份如下：

武大在政学两界的那些要人，当初精心为东湖这个村姑改妆易容，在珞珈山创办现代大学的创举，无论在武汉这座现代都市的成长史上，还是在中国教育“世界”的“创造性转换”的进程中，都堪称极尽绚烂的篇章。作为最佳的，珞珈山“最佳的黉舍”所的，就是一个不可再生的传奇，值得大书特书。书写这个传奇的，大都喝过洋墨水，有着跨文化的背景，视野开阔，雄心勃勃，有能力也有实力开创前无古人的事业。

如今的武大，已是武汉一丽的名片。每年三四月间，樱花绽放，云蒸霞蔚，与雄风犹在的老建筑交相辉映，游人如织，熙来攘往，不堪其扰。当年的武大是的，没有樱花的招摇，更没有的喧嚣，是安居读书的一个好去处。、来住过，蒋介石也来住过，蒋住半山庐，周、邓住在十八栋。十八栋不是一般教授住得进去的，朱东润戏谑地称它是专供“中执委”的。战后吴宓教授来珞珈山，没能住进十八栋，大发牢骚，大骂管房子的叶雅各和葛杨焕，不久便拂袖而去。郭沫若也来住过，住房是张有桐教授“过继”给他的。在《洪波曲》中，郭说他“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认为珞珈山“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园”，在这里读书的人“有福了”（《圣经》句式）。没几年武大就名声在外，这巍峨的建筑和静谧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1931年2月2日，王星拱在总理纪念周的中说：“兄弟”寒假去了趟上海，“在南京住了两天”，所会旧交新识，无不夸武大“怎样的好”。[36]胡适对一位美国友人说：“你如果要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37]

朱光潜1917年从桐城来武昌高师国文部读书，“大失所望”，认为“里面国文教员还远不如在中学教我的那些老师”。他以主持国文部的“地理名家”姚明辉为例，说他“以冬烘学究而兼有海派学者的，走的全是左道旁门，一面在灵学会里扶乩请仙，一面在上提倡孔教，讲书一味穿凿附会，黑水变成了黑海，流沙便洲的沙漠”。另一位教员讲《孟子》，一章“一个文章义法，这章是开门见山，那章是一针见血，另一章又是剥茧抽丝”。从此觉得，“一个人嫌恶文学上的低级趣味可以比嫌恶仇敌更深入骨髓”。[24]朱的话仅指向一部，别的部也许未必如此糟糕。

六

当初看中东湖这块风水宝地的，当然不只是武大那些在政学两界的要人，如李四光、刘树杞、叶雅各、石瑛和王星拱等，还有那些与他们趣味相近、头脑精明且别具眼光的富豪（民族资本家），如曹琴萱和周苍柏等。

2014年9月8日完稿于珞珈山

更好的例子是处理凌叔华惹出的事件。

今年新文学研究选课者仅四人，一人中途又引去，此皆余上年太不精彩之故，今年若不努力，恐明年一人都无矣。文学史旁听坐王某，仪表年龄均似服务多年者，古书亦读得很多，能知讲义之错词，乃大敌。余以后对于文学史一门功课须用心预备，免得又出丑。（9月27日）

好在武大的整体氛围是宽容的。宽容，正是“东吉祥派”和与他们趣味相投的胡适所极力揄扬的一种绅士（）气质。

[9] 上引文均见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风》，第55、56期，1937年12月、1938年1月。

表达不好，偶尔出错，反应糟糕，一是因为身体欠佳，二是因为预备仓促。这是的一面。另一面是疑己责己，忧虑愧悔，震弘度之渊博，惮其文之艰深。两面看去，可以看出苏雪林极其认真，极看重此事，在旧学营垒里顶着极大的压力。苏做特约一做就是五年，直到1936年才换上试聘教授的头衔，是不难理解的。1937年转成教授，讲课仍不见起色。“有一位湖北籍的同学喜欢在她来教中国文学史之前几分钟，在黑板上写了绿漪女士实在是一篇很沉闷的散文几个字，一位湖南籍的同学立刻就去擦掉，这种每周必有一起的仪式，历时数星期之久，某一次双方出言不逊，几乎酿成两湖之战。”[58]

当然，东湖也免不了“”的俗气，规避不了与西湖相似的命运，在它的四围所分布的那些军园政园，那些“单位”的休养所疗养院，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是多年前的殷勤也不会不知道，在他沿湖踏青的土边上，已经可以看到好些人为的景观，珞珈山上“最佳的黉舍”，就是这些人文景观中为他及一代一代的武大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种。东湖这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村姑，从那个时候起，便开始随着自然人文化的进程改妆易容而渐为天下所知。为她改妆易容的，当然不会是从湖北来的那些靠湖吃湖的渔民，而多是从欧美游学归来的那些欲揽并能揽得湖山胜景的政学两界的要人。

武大的建筑是活着的历史。二战的战火烧到武汉，二期工程中断，原来打算建在现人文馆所在地的第二理学院、总办公厅和大礼堂，胎死腹中。看人文馆，看理学院旁的标本馆，怎么看都是三个字：不协调。不协调是因为它们生不同时，所体现的是不同时代的气象。理学院和工学院雄峙运动场两端，当令所有傍起的建筑相形失色、自叹弗如。

有感于城区校舍的格局过于狭小，李四光提议择地另建新校舍。叶雅各随即附议，把新校舍建在天然风景绝佳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叶[7]是林学家，省计划改进农业事务者。李是大学院直接任命的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不久后更名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简称建委会）的委员长，叶是委员兼秘书，灵犀一点，一拍即合。建委会委员另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和麦焕章，李、王、麦还同时兼任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后被武汉大学校务会议取代）委员。筹委会主任委员是刘树杞，委员还有周鲠生、任凯南、曾昭安、黄建中和涂允檀。“”意见达成一致。于是，代理校长刘树杞会同“”，邀约、委员，同往踏勘，大家均无不满。随后李、叶赴沪，聘请1918年就来到中国，经验老到，对建筑艺术多有会心的美国建筑专家开尔斯（F.S.Kales，1899-1979）任建委会建筑工程师。据说开尔斯来武昌后，校方租用飞机让他盘旋于湖山之上。他对选址非常满意，认为建筑借了山水之利，既能节省资材，又便于依山就势施展想象和才华。后来武大又聘请开尔斯的哈佛同窗、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缪恩钊任建委会监造工程师。[8]一切就绪，一场有声有色的自然人文化的大戏即将在东湖西南的山头上下拉开大幕。

1928年武大筹建，适逢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蔡元培的眼界，他不可能看不到武汉作为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在中国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可能不清楚在这里创建一所的现代大学，使武汉成为一大学区（华中地区）的首领，对于全国的教育布局来说，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当时武大的省立之议，显然是短视的，绝无成立的可能。只要是蔡元培在大学院主事，武大就只能是国立的武大。大学院和教育部委派李四光、叶雅各、王星拱、曾昭安、周鲠生、皮石和任凯南这些经历过欧风美雨的、熟悉并欧美现代大学的教育专家来筹建武大，把握办学的大方向，让刘树杞（委员、教育厅厅长）、石瑛（省建设厅厅长）、张难先（委员、财政厅厅长）、涂允檀（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黄建中（省民政厅秘书、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麦焕章（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出任筹建武大“”的委员，是很有讲究的。既有中央委派的教育大员，也有省市两级的党政（多为“儒官”），彼此间又颇多交集，因缘和合，政学协谐，说话办事自然都要来得格外方便。

武汉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并非始于1913年在武昌东厂口方言学堂校址利用原有设施和教员设立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更非始于1893年由张之洞在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创办的自强学堂，而是始于1928年经国民大学院允准，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距今尚不足百年。1932年，武汉大学迁入位于东湖西南依山而建的新校区，从此与人文山水朝夕相伴，中国教育快速世界化（现代化）的步伐，在中国社会急剧现代化的进程中戏剧性地走到了今天。

说起武大的老建筑，一个管总的概括是“合璧”。这个概括准确吗？不一定，至少是不那么准确。郭沫若就说过，珞珈山上全是些白色的西式建筑。是西式建筑不错，但也带了些中国元素，就像高大的西套了件漂亮的长衫。且不说它的西式构件（钢骨水泥、钢板、钢柱、铆钉、螺栓等）、构架和构造方式，单说它的构型，也大都是西洋的模样。侧立在工学院主楼前两端的圆堡，哪个敢说是中式的！老斋舍可以改称樱花城堡，却不可以改称樱花寺、樱花殿。老建筑的屋顶该是最能体现合璧的精髓的地方吧，但是，据业内人士介绍，它们完全是按照地道的构筑方式构建起来的，钢骨桁架顶、三绞拱顶和西式木屋顶，在古代中国是找不到它们的踪影的。

武汉的教育最不行。近来野鸡大学添了许多，国立省立的也不少。国立武昌大学之外，又有国立商科大学，已很可怪了。又有省立文科大学，医科大学，法科大学，农科大学等，每校各有校长，均已委任，有学校未成立而有委任的（如农科大学）。此真是怪现状。此间斗大山城，那容得下这么多的大学？

星拱学肤能鲜，巨任难胜。唯校务重要，负责需人。谨遵令，勉为暂时承乏于元日，代行职务谨先电复，并乞敦促王校长世杰早日莅校视事，以慰众望，无任企祷。”[18]

沈从文的出身太差，只是小学毕业，与孙同时来到武大，比孙长约三岁，级别却差了两大级，只做了助教。留洋不留洋，天差地别。沈不通外文，只能在中文系找碗饭吃。沈在时就与“东吉祥派”打得火热，后来往上海投到胡适的门下，在中国公学教书。沈笔头生花，口头生涩。备课认真充分，上后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一分钟，两分钟，直到近十分钟都发不出声来；好不容易开了口，又急吼吼地十来分钟就讲完了。[51]沈后来在西南联大做教授，以写（与学生同堂写作）代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好在能写，有些名气，符合武大聘师的条件，所以，胡适就把他“交给”了袁昌英。沈在武大讲新文学，也没有多大的长进，还是那个窘迫的样子。[52]沈留下一部《新文学研究》的授本，现存武大档案馆。说是“研究”，实际上只是些选文，有诗文和评论，其间夹点极简的评语。当然也就呆不住，沈很快便借护送丁玲回湖南一去不回。

王未食言，5月到任。王熟悉武大的过去，知道武大面临的难处，对欧美现代教育的不疑，武大“”的多为他的知交故友，其通达上下、协调左右的能力少有人能及。王在离宁前对教育部说：“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王的宏愿是：“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21]王认为，武汉地处九省的中央，与美国的相当，理应办一所含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十年后学生可达万人的大学；待行有余力了，再添办其他学院。[22]

闻离去的次年，苏雪林只身来到武大。是袁昌英荐来的。来前在安徽大学做教授，来后做（特约）。苏去过法国，学的是绘画和法语，不几年便打道回府。苏有些创作实绩，写过《山恋爱事迹考》，只适合在中文系任教。苏文气充沛，精力过剩，又搞创作又讲课，作品不断问世，课讲了三门——基本国文、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苏为人直率得很，文风也大气，讲课却不大自信，常深怀疑虑，不时还闹出点乱子来。初来乍到，一次讲课“写了个别字，又读了几个讹音”，一个被苏打过低分心怀不满的学生抓住，告到系主任那里去了。“年终系会考绩定去留，几个资深教授都投我的反对票，院长（陈源）虽然偏袒我，但他主张开口奶须吃得好，也想投我反对票。”这一票投下去，过了半数，苏就得卷铺盖走人。幸好王世杰出头说项，说他读过苏发在《现代评论》和《文哲季刊》上的文章，感到有些新意，苏读过不少古书，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偶尔出点问题，在成功者是难免的，她自会改正，不致贻误学生，应该续聘。[56]算是保住了，授业的顾虑却不见消除。几年前，我的一位研究生在“老图”翻出苏雪林民二三的日记，加以研磨，写出一篇不错的硕士学位论文。从中转抄几则如下：

南京王雪艇先生钧鉴：恭闻先生来长斯校，学生欢忭，深庆得人，专电奉迎。祈早莅校，良图硕画，翘盼设施。何日命驾，乞先生示复。[19]

“元日”喻万象更新，“硕画”指武大宏伟的规划。武大师生对于王世杰之期待，该是何等的殷切。王于4月3日复函“国立武汉大学学生诸君”：

今日上新文学，倒是敷衍。文学史讲《天问》，因预备不充分，只好多说闲话，思之甚愧。（11月

有人说：西子湖是有着林下美人的风致；秦淮河却占着大家闺秀的丰仪；那么我们的东湖，可以说是有着一种天真澜（浪）漫村姑的朝气了。真的，她无论是红衣绿裳，无论是乱头麤（粗）服，总处处流泛出一种纯美的天真，一种欢愉的生趣。[4]

东湖好就好在它保持着天然模样，而没有被胡乱规划。其实东湖不需要有关方面刻意去有所作为。因为多年的，才使得它现在有这么好的状态（跟有所作为的西湖相比，东湖真算是幸运。——东湖万万不可学西湖，东湖将会比西湖还要惨。）[5]

[4] 同上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理论上固然有种种议论，在实例上大学教育的目的，似乎也彼此很不一致。有的人说：大学教育的目的是高深的知识，是要把学生造成一种学者scholar。侧重这种智育的训练的，在东方，如日本的大学；在，如德法诸国的大学都是。又有些人说：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养成健全的人格，是要把学生造成一个“上等人”gentleman。英美的大学大都倾向这种理论。我个人觉得，大学教育的计划上，人格的训练纵不能较重于知识的，至少，也应该与知识占同等的地位。[59]

[1] 参见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 ；另参见Marvin·Perry等（美）：《文明》（1989），：米弗林公司，第226页；还可参见海斯汀·拉斯达尔（英）：《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第1卷），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0页。巴黎大学从巴黎圣母院的学校演变而来，以教师公会为主体形成，及文学是它的主打课业。以学生公会为主体形成的博洛利亚大学，一向被视为的渊薮，影响深远。另有萨勒诺（Salerno）医学院以医学为主科。、、医学涉及天、地、人。天、地、人总括人类一切学问，后来名目繁多的学科分类，全是从天、地、人中分化或细化出来的。

闻一多来武大，初任文学院筹备主任，接着任院长。虽贵为院长，在中文系却没有多少发言权。与孙大雨一样，闻也是从学校去的美国。与孙不同，闻过得并不如意，三年换了三所学校——艺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学生协会学校，学美术和英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未获得任何学位。闻在这期间写的诗歌，充满浓烈的愤懑之情。来武大前，闻是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闻的知交梁实秋说：“我想他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一年，虽然英美诗歌戏剧散文无所不教，他内心未曾不感觉到教然后知不足的滋味。他内心在彷徨。所以秋后王雪艇先生约他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便毅然离开南京，搬到武昌附近的珞珈山去了。[53]”也有人说闻是刘树杞上门聘来的。闻从来没有做过中文系主任，也从来没有在珞珈山住过，他的住处是武昌城里的黄土上坡三十一号锦园。闻在南京时就为研究唐代文学做了些准备，来武大后继续在这方面下力，却并未在中文系授课。闻想改变中文系的风气，请外文系朱东润到中文系讲中国文学史，但效果不明显。1929年11月，闻在他主持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发表中文系教授瑞论江汉文化的文章，认为刘文荒诞不经，这了刘，一些随刘习武夫的学生便“通函揭帖”逼闻辞职。王世杰居间调解、挽留闻无效。1930年6月16日，武大校务会议议决：“根据本会议详细查察结果，应将滋事学生冯名元、汪守两生，按照本校学则第十七条学籍，并令其即日离校。”[54]闻去意已决，抛下“鹓雏（鹐）之视腐鼠”的话，愤然辞职回了浠水老家。陈源继任院长，一做就是近十年。之后，校务会议以瑞教授居沪不归，缺课过多为由，扣了他两个月的薪水，解除了聘约。闻出走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1938年由文学院院长陈源荐举、校方聘来的教授叶圣陶，在乐山受到刘主任他们的挤兑，不堪其辱，很快也愤懑弃职。[55]

“行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人忧事忧人事之所短，而忧其所短则必知其所长。长短互见，鉴往知来，笔者特别怀念的，是武汉大学在湖光山色中大业初创的那段时光。正是在那段时光里，武大续修前业，另辟新径，夯实基础，在为湖山增光添彩的同时，而急促地实现了它的现代转换——从略具高教雏形的洋学堂、日式高等专科学校（后融入美制）向欧美式现代大学的转换。时间也就四十来年，却浓缩了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演化史。中世纪高峰期（High Middle Ages）目睹了大学零星的源起，19世纪则了大学由传统向现代大面积的转型。1810年由普鲁士人创建的大学（又名洪堡大学、威廉大学），是举世的“所有现代大学之母”（mother of all modern universities）；而在12世纪文化复兴期，一向被史家视为“母本”或“母型”的大学——博洛利亚大学（学生公会型）和巴黎大学（教师公会型），就出现在了中南欧的土地上。[1]横向对比，回头看去，我们将会看到，在短短的十年时间（从1928年筹建到1938年迁往乐山）里，武大是如何奇迹般地在上与现代大学发生联系，在体制上向现代大学的。至少对于笔者来说，这是需要不时回首、反复思索的惜难再现的“黄金十年”。

服从中央的指令，在对墓主“剀切晓谕”的同时，“合行令仰”请武大“遵照定案进行工事”。墓主服软了，一个一个办了移坟的手续，领取几个大洋走人。坟墓的数量，当然远不到三千，但也远不止百五十余，在武大规划的十个区内，计有近七百塚。

说起湖北老乡，不能不提到王世杰。王的来头是最大的。王自幼聪慧，入私塾，于“诸生中年龄最幼，而每试辄冠其侪”，业师“许为奇才”。[13]少时往省城求学，应南高等小学堂试，拔得头筹。1907年考入湖北省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与李四光、石瑛结成金兰之交。三年后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闻武昌起事，立即辍学返乡，任鄂督军府秘书，参与抵抗清军反扑的战事。创立后，与石受命组建湖北支部，王任组长。1913年与李共赴英伦，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四年，获学位后入巴黎大学续攻，1920年完成学业，通过以《联邦权限的分配》为题的论文，获博士学位。这个学院由韦伯夫妇创办，是主张社会渐进或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费边社的一个堡垒。据也曾在这个学院就学的缪培基说，此间聘任教职员、招收学生，不问教、和性别，“一视同仁，兼容并包”。[14]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后任英国首相的艾德礼，都是这个主义气氛极其浓厚的学院的教师、台柱子。王受其感染极深。在英国逗留期间，为周鲠生和李剑农主办的《太平洋》撰文，参加留英中国学会，任中文，与同在学会任职的李四光、石瑛和皮石多相往来。

阔大的水面，清静的气氛，还有四周的山。非常有自然的气息。无论下雨刮风，还是天气晴好，东湖都漂亮。

在我看来，在珞珈山“东吉祥派”诸君子中，陈源是把绅士风度推向极致的一个。这个面肌不那么灵动赛“夏济安夏志清昆仲”（吴鲁芹语）的陈院长，竟然要投她苏雪林的反对票，就是一个好例。苏与陈的夫人凌叔华交情不浅，苏来武大陈是出了力的。苏自感屈为数年，也没见陈代她说什么话。凌能写能画，学历比苏高（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比苏更有资格在武大任教职，但为避嫌，只做了武大的眷属。陈当年与鲁迅交手，遭到这位“绍兴师爷”劈头盖脸、不依不饶的打击，一度乱了分寸，大动肝火，失去绅士风度。一旦事情过去，那副绅士相就回来了。请看苏1934年10月2日的日记：

[2] 高启圭：《校名之演变与大事纪略》，《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王与周鲠生同往国民任职。国民定都南京，王转赴都城，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法制局局长，同时兼任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律系教授、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任地质所所长。南京中大后改名江苏大学，遭到学生激烈反对，学生摘了校牌掷还大学院，王出面斡旋，复改名国立中央大学，风波才告平息。1927年年底，王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委员、教育厅厅长。1928年年底，任海牙国际公断院公断员，当选新近成立的的委员。

[3] 《欢迎新同学特刊》，1936年，存武汉大学档案馆。

窃查国立武汉大学圈围省治东狮子山南、珞珈山北为校址，塚墓累累以数千计，乃谕限启迁。有墓者闻之，莫不泫然流涕。我祖我，何辜而罹此翻尸倒骨之惨事！外者闻之莫不黯然长嘘。以一大学之建设，重增人民之痛苦，此果何为耶？（另择山水名胜、钟灵毓秀之地）东门之内，自城垣以达曾公祠，三五里间，厥地据全城之胜，北俯长江，斜阳渡鸟；南瞰重湖，叠障层峦；东柏浮屠；西挹晴川，森林翳障，蔽日撑天，远势雄阔，近处幽闲，构造楼阁肄业于其间，潇洒出尘，仙境可攀（另选址琴园一带和夏口之西园。武大若）改弦更张，庶生者不致饮恨吞声，死者当亦戴德于九泉之下矣。黄雀虽微，尚知啣环，我独何心？岂有人不如鸟乎！青天白日之下，数千延颈待命，哀痛迫切，冒死陈词[38]

[5] 方方：《关于东湖：答记者问》，cn/s/blog_48dcbbaa010007pd.html.

在王世杰就职的欢迎会上，学生代表汪守提出四点期望，即“学术为中心”、“文化演进”、“学生为中心”和聘任教员“宁缺毋滥”四项原则。第一点关系政学两分。他说：“中国十数年来的大学教育，多半是附庸”，这“是现在国内学校亟应注意而且亟应的一点，也就是王先生很多年来所努力纠正的一点”。其实，这位学生代表知道，其他三点也是王先生一贯的追求。[33]

笔者遍查武大档案馆馆藏1928-1938年档案，披阅校务会议例会所通过的所有议决案，以及上传下达的公文，未能找到多少以政干学的实例，反倒发现了大量以学带政、以政资学的。以政资学，一是给经费，二是给助力。给经费是无条件的，经费怎么用，完全由武大自行决定。现在德、法的大学多是公立的，教授拿的钱“骂”（出钱买“骂”），仍然是家常便饭。给助力也是不讲什么条件的，武大建新校舍从受阻到渡过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好的事例。

张之洞在湖北主政的时候，武昌是全国的一个教育重镇。世纪初流传的一首《学堂歌》唱道：“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23]民元以后，政局迭变，乱象环生，武昌的高校，名目倒是出来不少，却大都华而不实。

合校成其大不假，却大而无当，有名无实。胡适所言也并非一无是处。袪弊起衰，另图大业的任务，便落到以“东吉祥派”为首的一帮人身上。在受校长令前，王世杰代表教育部来参加武大的开学典礼，“兄弟我”就希望武大做到四点：经费、完成新建筑、教授治校、提高教授待遇。即任后，四点变成五点：巨大的新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良好教授、严整的纪律。前两点可并为一点，是硬条件，后三点是不可缺的软件。经费，是保障教育必备的前提，教授治校也是。严整的纪律和教授治校，则有赖于建立一种运转自如的严格的自治机制。武大迁往乐山前，管理体制是简明的，效率不低。校长、教务长各设一人，完全由教授组成的校务会议为全校的最高机构，注册部、事务部、仪器保管处和秘书处是常设的行政单位，辅学的部门有图书馆部、体育部和校医室等，另有各专门委员会（松散）负责处理考试、卫生、训育和女生之类的事务。[28]校长由国民直接委任，不受地方党政的管制，甚至不必事事于教育部。虽然远不及法国大学区的校长，也远不能统理哪怕只是一省的所有教育事务，但是基本上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教育办学的。这就是自治权（现称自主权）——一种能使教育在相对或状态下运行的。

上午十时赴文学院上课，讲杜甫，不振，吃吃若不能吐，明明是圆的话到口竟成了方的，不但学生恹恹思睡，自己亦昏然欲仆，身体不健，故有此现象，思之恨恨。

他以体育为例，说明足球、网球之类的游戏，按照一定的规则争胜负，可以养成“英美之所谓ir play”的。也就是说，体育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还能培植平等的人格。同理，追求高深的知识，不是要做知识的奴隶，而是要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提升和完善。这与前述大学提供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一个意思。

就在武大的新校舍落成不久，在它的东南面出现了一个园林式的庭院——曹家花园。曹家花园出自在武汉三镇享有盛名的商号曹祥泰的第二代传人曹琴萱的创意。曹祥泰于光绪十年发迹，从“提篮小卖”到开杂货铺，再到经营各种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开办工厂，代理洋货，生意越做越大，名头越来越响亮。有了钱便能迎合时尚，到的地面上去镀金。镀过金的曹琴萱，行有余力，免不了会有住别墅开洋荤的打算。曹家花园是后来的叫法，它原来的名字叫种因别墅。种因别墅是一栋西式的小洋楼，两层，精致，漂亮，配以本土的园林布局，别是一种风情。种因别墅，就连这名字都散发着耐人寻味的洋气。十多年后，种因别墅被公家收编，改名换姓，成了军产，渐渐失去庭园的风采，洋气几乎荡然。

在苏雪林看来，侍立图书馆左右的院和文学院，外形很像的大前门。图书馆像什么，恕我，尚未见人说过。不过，图书馆堂皇其表，肃穆其内，看上去要比文、法两院阔气得多。梁思成说，中国建筑最辉煌的所在，是它的顶部。远看上去，图书馆就像戴着一顶皇冠，七环宝鼎，八角飞檐，脊兽序列，琉璃斜坡，在阳光照射下，金碧辉煌。体形最大的要数老斋舍，三进四崇楼，罗马式拱门，百级台阶上下，气宇轩昂，非常气派，那时的学生就把它比作拉萨的布达拉宫。前几年在《日报》上读金克木先生的《珞珈山下四人行》，见他说老斋舍是“仿布达拉宫外形建造”的，还以为他拥有这个妙喻的发明权呢。又在苏雪林看来，老斋舍雄姿英发，却不失峻厉，像她这个身份（特约）人，住不了十八栋，无车接送，从二区的住处到老斋舍尚需步行约半时，再上百级台阶，真是。她说有位洋教员住在城里，来校上课，为避攀级之苦，总是绕着老斋舍上山。这位洋教员当是方言学堂时就来任教的人格拉塞。格拉塞身形高大，声音宏亮，尚且如此，何况重达“一百五六十磅”（老武大学生目测）的苏雪林。格拉塞拿教授的钱（1936年为400大洋。教授起薪300，顶薪500），干（名份）的活。这么编排真是妙不可言，既给了面子又顾了国体。其实，内外有别，武大待不薄。武大本校教员不得在外兼职，格拉塞于外校授课，却得到武大校务会议议决特许，准他“在外兼课每周以四小时为限”，同时“本国籍特约不得援此为例”。[35]

现正解除中央研究院聘约，设法脱离他务，并向关系方面磋商本校预算经常费费源及新校舍工程等事，但使时而纠纷不致使大学建设计画陷于无可进行之境地。杰当于下月内设法来鄂，以求勉副。[20]

本文写作得到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先生、前馆长徐正榜先生，以及馆员马菲女士等人的帮助，特致谢意。妻子陶佳珞助力不小，铭记在心。

而在张之洞督鄂时，“武昌成为国内的一个文化中心；文武新旧的学术，此间皆有学校。十余来年，武汉几乎没有学校可说”。29日胡在武昌大学讲新文学，开头说他来武汉，武汉有学术，都是第一次。说武汉有学术自他始，这话可是说大了，简直是。胡难道不知道，一年前泰戈尔访华，就来武昌师大作过？梁漱溟那年也来过，而且一讲就是一个月。再早几年，陈独秀不也来武昌高师作过《育的》的？名头大了，印象太差，说话便没了尺度。既然武昌的教育如此不堪，那么就需要为它寻一条出。他先合并各专科学校，国立和省立的各成一所大学，然后再“合并为一个武昌大学”；“或者划分武昌大学区”，由两湖及邻近省份负担经费。[27]合校成其大（多学科），建大学区，此法岂不是与日后大学院主事者、筹建武大诸公的构想不谋而合？

吹毛求疵的味道太重了，迂执得可爱。那时那以后发电报，见谁加过点号和语助词？用白话发电文不也可以“妈死快回”四字了事！问题不在字费的多少，而在看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朱东润说刘主任（赜）有句名言：“白话算什么文学！”[47]与乃师一个口吻。朱对刘主任不大感冒，说话带了情绪。其实刘挺的，不然在陈源主持十多年的文学院，他怎么可能做了那么久的系主任。朱说大概是因为刘“听话”，也是带了情绪。苏雪林说她曾经与刘同室阅卷，“当刘弘度先生借题发挥，大骂五四以来的新派，他也只是微笑唯唯而已。从来不什么，也从来不说一句文化之类的话”[48]。

21日）

Fair play被译成丑陋的“费尔泼赖”，让人联想起鲁迅当年对林语堂的讥刺。费尽心思耍你的泼赖。译名的成色是可以反映的态度的。在“东吉祥派”那里，gentleman的译名是“金德孟”，而到了朱东润那里，他认可的却是“尖头鳗”。[60]是“尖头”还是条尖头的“鳗”，讽意甚明。“孟”在兄弟季节的排序中意指老大。绅士之德，是如同金子一般的即“金德”。“金德孟”就像“翡冷翠”（徐志摩的译名，今译佛罗伦萨）和“绮色佳”（冰心的译名，美国纽约州的小城Ithaca），动听极了。可以想见，珞珈山“东吉祥派”那些谦谦君子是怎样钟情于“金德孟”的“派”。杨端六与刘秉麟这两位大牌教授，是老乡，又是相交三十年的老友，人前人后，相互间却一直以先生相称。那个时候在珞珈山上，学生是不难欣赏到正当壮年的风度翩翩的绅士拄着“斯蒂克”（stick，既斯文又罗曼蒂克）悠然踱步的风景的。有一阵子，学生中实然刮起一股拖着木屐噼里啪啦满校园旋的流行风。不知是谁带起来的，也不知那些木屐从哪里来，有人猜测是来自湿热的两广。这种人的，在高贵的绅士看来，太不雅观，大煞风景，却又无从。后来还是提倡“新生活运动”的蒋公帮了大忙。蒋来武大作报告，无意间瞥见这种劣行，很不满意，校方这才动了真格，刹住了这股“泼皮风”。

然而，中文系偏偏就有几个碍眼的人，如以白话文学名家的沈从文和苏雪林。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和孙大雨也在文学院做教授，闻是院长，在外文系兼课；孙在外文系，呆的时间不长，与中文系少有交道。孙大雨本名孙铭传，1930年游美荣归故里，便以孙沱名被武大聘为教授，时年不满26。少年得志，轻狂得可以。外文系才子吴鲁芹后来听闻，这位“以韵文翻译莎士比亚《尼尔王》”的“写新诗的才子”，“上课有时会心血来潮，在黑板上抄出一节闻一多的诗，连呼狗屁！再抄一节徐志摩的诗，也还是连呼狗屁！狗屁！接下来就抄一节他自己的诗，击节赞赏”。[49]苏雪林称徐、闻是新月派的“一双柱石”，搬掉这“一双柱石”，新月派不就只剩下他孙大雨一个“出色的诗人”了！[50]

平时爱用文言说话的黄侃，在武昌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就与校长石瑛发生过冲突。黄瞧不起白话文是出了名的。下为武昌大学学生忆往给出的一例：

就从大学院说起吧。大学院是个老名称，是晚清时从日本“拿来”的。大学院位居“全学”（全部教育层级）的顶端，其下依次为分科大学、大学预科等、中小学学堂及蒙养学堂等。大学院以研究为职事，以养成通儒为目的，因而后来又叫通儒院。蔡元培说：“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民元以后，大学院复得其名，后来又改称研究院，如研究院。1927年10月设立的大学院，性能大变，权限“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选取此名”。叫大学院而不叫教育部，意思非常清楚，无非是想与纯粹的部门有所区分，以期以学统政，以示教育相对之意。大学区制“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9]其实，是模仿法国而有所变通，兼采了美制，这在蔡于1922年发表的《教育议》中有说明。法制的大学只管大学区内大中小学事务，统理大学区内包括社会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事务，则是吸取了美国的经验。[10]政学合一，以学统（带）政，原本是法国大学区制的要害所在。大学校长以学者的身份治理学政，教师一身二任，既是教员又是公务员（，public servant。至今如此）。蔡、李等人当初所议定的“试办北平（包省）、江苏、浙江”三大学区，实际上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武大筹建不久，大学院便因水土不服，屡遭质疑而不得不易名让权于教育部，蔡挂冠他就，一心去做不久前由他一手创建的中央研究院（中研院）的院长。中研院也是变相地从法国仿制过来的，样本是大名鼎鼎的法兰院。不过，事情也没那么悲观，人去楼不空，大学院有关教育相对的及其建制，并没有随之消失。蒋梦麟继任教育部部长，继续推行大学区制，拟议在全国建成北平、南京、武昌和广州四大学区。变化只是形式上的，并无实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