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推广农业？从档案出发浅谈农业改革和创新

政府如何推广农业？从档案出发浅谈农业改革和创新本站　　中国步入近代以来，农业危机日益凸显，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更是显得尤为严重

　　中国步入近代以来，农业危机日益凸显，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更是显得尤为严重。“救济农业”、“复兴农村”是抗战前夕深受国民重视的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列应对措施，比如土地改革、田赋整理、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等，伴以诸多推广农业的措施。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的农业形势面临着巨大的内在困境。加上其他国家施加的压力，使得旧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旧时的生产要素也已经无力继续支撑。内外压力之下，农业必须要经历改革，时代在召唤新式的农业生产。从封建社会到民初，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小农生产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经营规模小、作物品种单一落后都是限制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

　　就农耕工具而言，“在华北平原，二十世纪使用的绝大多数工具早在北魏时代，甚至在汉朝就已经很驰名。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至少在十四世纪以后，中国任何地方使用的工具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农具的落后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使得生产力不能得到快速提高。另外，肥料的种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旧式农业使用的肥料大多是柴火灰、人畜粪便、河泥等低效肥料，这些显然无法与新式的化工废料相比。

　　再考虑人的因素。旧时的农民，大都是文化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之人。他们所种植的农作物、种植方法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没有创新可言。日久天长，农民的创造力早已经禁锢，生产方式保守、生产水平低下，这些使得农民常年居于贫困。如此便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恶性循环，困境难以突破。

　　因此，不管是从劳动力的素质角度考虑，还是从生产工具等其他生产要素来看，旧式的农业生产早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想要打破这种困境，必须要引进新式生产要素，改革生产方式，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模式。

　　在内忧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外患。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产品在国外的销量大幅度萎缩，在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旧式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国际市场中早就没有了竞争力。就连中国一直最骄傲的、最具有贸易优势的茶叶、丝绸等产品也呈现衰落的迹象。

　　蚕丝的出口量从1923年就开始飞速下滑，并且一蹶不振。与此同时，日本生丝的出口量却在快速上升，并且超过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国际市场对茶叶的总需求量比19世纪70年代增加了三倍以上，而一直深受国际市场欢迎的中国茶叶却被印度、锡兰等国家的产品取代。

　　探究中国农产品出口量萎缩的原因，首先就要归结于没有改良的品种和旧式的加工办法上。由于当时中国落后的工业发展，机械生产的洋布取代了中国农村生产的土布，中国当时也没有种植适合机械纺织的棉花。

　　其他农作物也大多是类似局面，因此，如果当时中国的农作物想要在国际市场立足，就必须从技术层面进行突破。当时社会各界均十分重视，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认为应首先改变生产关系，也就是对农业进行制度改革。

　　这一理论提出的根据，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剥削带来的农村危机。这部分人认为，只要均分土地，就能促进生产；另一种主张建议从改革生产力着手。当时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已经产生了实际效益，因此这部分人认为中国也应该学习西方农业科技，进行技术改革，向现代农业转型，这就是农业推广。

　　农业推广工作主要有对农产品的种类进行改良、改用现代农具与化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等。这项工作并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但希望通过技术改良、种植新品种来提高农产品产量和生产力，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进步与发展。

　　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显然采用农业推广是最切合国情的道路，既是满足了社会需要，也是解决困境的必要途径。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农业推广工作，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的主导者。

　　为了解除危机、促进生产，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南京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组织架构，建立相应的支持机构，比如农业试验机构等，来促进农业推广工作。

　　农业推广方案的提出是在1929年3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上提出“中华之教育宗旨及设施方针案”，规定了相关措施，“凡农业生产方法之改进，农业技术之增高，农村组织与农民生活之改善，农业学科知识之普及以及农民生活消费合作之促进，须以全力推行”。次年5月，中央又提出农业研究工作应与推广工作齐头并进，下令国民政府制定详细计划。

　　三个月后，中央会议通过了农业推广计划，以“全国各县皆设置农业指导员以教导扶助全国农民”，“全国各省划分为四期于二十年内完成之”为目标，同时规定了指导人员、农业研究与试验，经费来源等项目，并将任务下发到各省，责令承担。

　　根据中央的指示，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并成立行政机关。1929年6月，农矿、内政、教育三部共同公布了《农业推广规程》，其中详细规定了农业推广工作的组织、经费、管理、业务等具体问题，并要求各省设立推广机构。农业推广工作的中央行政机构是实业部，负责农业推广计划的统筹工作。

　　中央农业推广的重心在实业部，其主要工作由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承担，地方上由各省、县、区具体负责，各省建有实业厅或建设厅，各县有县政府或建设局，这些机构负责实施农业推广的各项法令，并监督执行，至于农业推广所需的经费也由这些机构筹划。

　　1929年12月25日农矿部成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农业推广的具体工作。这一职责在1931年被实业部取代，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随即成为农业部的下属单位。该委员会随后推出各项相关法案，比如《实施全国农业推广计划草案》、《省农业推广委员会组织纲要》、《省农政主管机关农业推广处组织纲要》、《各省训练推广人员办法大纲》等。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还负责监督这些法案的实施工作，审核各省推广成果。此外，该委员会还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设立试验区。

　　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于中央党部、实业部、教育部、内政部，到各省，有省农业推广委员会，县级有县农业推广委员会，区有区农业推广委员会，并分别设有推广专员。各省的农业推广进程每年向实业部、教育部、内政部汇报备案。

　　为了提供相关的材料和示范，中央还设立各种实践机构，包括农业试验、改良、教学等机构。中央农业实验所是中央最高的农业试验研究机构，主要进行农业试验、选育品种、病虫害防治试验以及肥料效果比较试验等，还负责将研究成果推广到全国。

　　农业推广机构自上而下形成一张全国性的系统网络，与社会各界保持联络和获得支持。农业推广体系的完善，推动了农业推广工作的进展，也为各项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比如各地的农业推广组织成立的时间先后不一，推广体系的设置重视上层而忽略真正的实施层面，特别是由县到乡，再到基层民众之间的农会、合作社就没有得到重视，组织不健全，导致很多工作无法顺利推进。

　　到1936年，农业推广工作主要是在全国中东部地区，苏、浙、皖、赣、豫、冀、鄂、湘、鲁、晋、川、粤等地的推广进程较快，而其他区域的发展显得缓慢。为了指导、审核各省农业推广工作的进展，中央派专人前往各省辅导、视察、答疑。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国抗战全面爆发时停止。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农业推广工作在病虫害防治、农具改良、推广新品种等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尤其是稻、麦、棉的种植改良，得到了较快速度的改进。这些作物在大幅度增产的同时，也实现了质量的提高，是农业推广工作中的亮点。

　　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农业推广工作难以持续，且总体效果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资金窘迫带来的影响。而且，南京国民政府急需巩固政权、应对内外局势的挑战，无暇多顾及农业推广工作，因此显得力不从心。有的地方推广组织不健全，有的虽然设置了推广组织，但在实施过程中形同虚设。因此，这一政策只是停留在了号召的层面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旧式农业问题。

　　但是即便如此，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工作也是值得肯定的。尽管效果不尽人意，但是它在农业转型方面的意义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为抗战的后方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