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陈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春秋战国时期陈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本站　　春秋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兴起，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加之耕牛的普遍使用，以及水利程的兴修和整治，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较西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

　　春秋时期随着冶铁业的兴起，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加之耕牛的普遍使用，以及水利程的兴修和整治，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较西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铁制农具的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铁制农具的迅速推广，提高了垦荒能力，大量的荒地得以开发，深耕细作，推动了农业的迅猛发展。

　　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农民对私田种植的积极性为之增高，相反对公田（诸侯公族之田）耕作的兴趣不大，正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载：“不肯尽力于公田”，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田莠草丛生，无人管理。《国语•周语》记载了周定王时，王室的使者途经陈国时，看到“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即“田在草间，庄稼熟了丢在田里没有人收割，碾打的谷场废弃，未得整修”，一派公田衰落的情景。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已经出现，打破了西周以来的“井田制”、“田里不鬻”的状况。“公田不治”，直接影响了依靠公田收获租税的剥削方法，改为实行“履亩而税”的土地制度。谓“履亩而税”，就是不再区分公田与私田，而是丈量全部土地，按照实有耕地数量加以征税。

　　陈国也实行了“赋封田”的赋税改革。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是说陈国司徒辕颂，对封邑内的土地征税，用来作为陈哀公女儿的陪嫁，多余的税款却被他为自己铸造了青铜器，因而遭到国人的驱逐，离开了陈国。

　　“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重要特点，种桑养蚕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丝的国家。据刘恕《贫冶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治丝茧以供衣服”之记载推测，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000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懂得利用蚕丝了。《尚书》记载，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栽桑养蚕活动，商代甲骨文中有“桑”、“蚕”、“丝”、“帛”等字，说明采桑养蚕已是商、周时期的重要农事。公元前的古希腊著作中，把中国称作“蚕丝之国”。可见中国养蚕和织丝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影响之广远。

　　桑为我国原产植物，自古人们就以桑叶饲蚕，在《易经》、《诗经》、《礼记》诸书中就有许多言桑之事，如《礼记•祭义》中，“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即天子诸侯必兴办此道。由此可知我国提倡种桑养蚕，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形成礼制，直至清代尤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栽桑养蚕已普及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乃至长江流域，尤其是齐、鲁、宋、陈、卫等诸侯国蚕桑和丝织业极为盛，包括今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有着大面积的桑林区，说明我国的蚕桑业源于中原，植桑、养蚕、制丝、织绸一系列的生产活动，当然也以北方最为发达。

　　桑的品种颇多，元代王祯《农书》记载：“不可遍举，世所名者，荆桑、鲁桑也。陈地处在荆、鲁之间，两种兼而有之，并且还有一种育蚕的祚树。《诗经•陈风东门之扮》篇中有“东门之粉，宛丘之栩”。“宛丘”即陈，“栩”即祚树。

　　1991年版《淮阳县志》“农业”卷中，记有“境内栽桑养蚕历史悠久”之句。经查阅有关资料，得知西周至春秋之际的陈国，栽桑养蚕颇为盛行。反映淮阳人文历史的成语典故《巧穿九曲明珠》篇中有，孔子游陈期间，曾与颜回于泄村旁的桑园里，巧遇一位采桑女，并与之对话，后以采桑女的智慧，解决了丝线穿珠的难题。再如《秋胡戏妻》的典故中也记有秋胡妻罗芝兰采桑的情节。由此近年来淮阳城周围的考古发掘，在南坛湖区一座墓葬中出土有春秋时的青铜蚕，形态逼真，可能是陈公室用来礼蚕的祭祀物，由此可证春秋之际的陈地栽菜蚕丝业的盛行。

　　古代中国不仅栽桑养蚕活动兴盛，而且从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现有纤维细致、经纬分明的苎麻布。这表明距今4700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开始种植苎麻，并织布缝衣了。时至春秋时代的植麻编织业在商周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编织技术的提高，纺织业的发展，对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麻布已是当时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生活中主要的穿着衣料。麻的加工成为人们的主要副业，其工序有沤制、剥皮、漂洗、梳理等。将麻织成布，首先要将麻脱胶，以提取矛韧的纤维，然后才能将其搓绳及纺纱织布，以苎麻所织的布凉爽透气，称之夏布。关于苎麻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经•陈风•东门之池》篇，其中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纻（苎）”之诗句。

　　春秋之际的陈地盛产大麻与芒麻，说明陈地经济作物种植及农副业、手工业已相当发达。丝麻业的兴盛满足了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我国的苎麻很早传人到日本，18世纪传入英国，被称为“中国草”，之后传入法、美等国以及非洲等地种植。现在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苎麻生产国，苎麻产品行销中外。

　　春秋时期我国由青铜器时代逐步进入到铁器时代，先进的冶铁技术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对春秋时期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铁器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尖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实质性变革，为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打下了基础，铁制农具开始在农业生产中运用与推广，并被广泛以用于水利工程、军事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域，促进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面发展，铁器铸造成为春秋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

　　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春秋早、中、晚时期的铁器，包括武器、农具、礼器和日常用具。早期的铁器仅见于西北及中原地区，中晚期的铁器已遍布南北东西各区，尤以南方出土较多。陈国地处中原，又邻楚、吴，当是铁器主要生产地之一。铁器的冶炼工艺大致分为3种：早期的铁制品用锻冶法，即将生铁加热锻打制成所需器具；为增强铁的强度和韧性，采用高温热反复锻打处理，去除杂质，制成好钢，如剑；由铁矿石熔化成液体，直接浇铸成型，即生铁，也称铸铁。经历相当长的锻铁冶炼发展过程后，人们又发现将铁水浇铸到事先做好的模具中，则可直接制成各种铸铁器，如鼎。我国出现人工冶铁在春秋早期，而到春秋晚期才出现生铁铸器。它的出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大量生产和铸造复杂的器型成为可能。

　　具体到陈地及其周边近邻，春秋之际的铁器及冶铁遗址的发现及史料记述如：陈国的近邻今扶沟古城出土有春秋时期的农具铁䦆。说明其锻铁农具在陈国一带也得到应用。陈楚故城城墙中也发现有春秋时期的铁器，特别是淮阳马鞍冢楚墓陪葬车马坑中出土的四轮熏炉，再如陈国驸庸沈国即今淮阳东南近邻沈丘之地，有铁器出土。说明当时的铸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在陈国辖域今商水阳城还发现有冶铁遗迹。

　　另从宋代诗人苏轼《题铁墓厄台》诗序中，及《淮阳县志》记载中，可了解到陈国开国君主陈胡公墓为“铁冶铸成”，或“铁锢之”。胡公是西周初年之人，那时冶铸技术还没有出无见，因此其棺椁不大可能为铁铸成。然而至春秋之际，陈国3次被楚所灭，胡公墓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其子孙为敬奉先祖用当时已出现的最为坚固的铁质材料加固之，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春秋中后期的陈国，、经济生活受楚的影响颇深，楚民中商人地位突出，买卖之所的“市”场得以兴旺。《孔子家语•致思》及《说苑•贵德》对陈国市场均有记载：孔子在陈时，一天到郊外游玩，遇见一渔夫，两人交谈偷快，临别时渔夫要送鱼给孔子，孔子不肯收。渔夫说：“天热市场远，怕鱼腐烂变质，不如送给君子。”孔子见渔夫如此实在，作揖致谢便收下了。此说明陈城有市场。

　　对陈国的市场，《诗经•陈风》中《东门之枌》篇有“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织其麻，市也婆娑”之句。是说，大夫子仲家的女儿，不在家织纺，却在市场翩翩起舞。说明陈城市场宽敞，人群往来无拘，热闹非凡。关于陈之商人，据《左传•宣公》载，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随武子说“昔岁入陈，……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由此可知陈地商者勤勉，商业兴旺。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城市的兴起。春秋之际，涌现一批繁华城市，陈即是春秋之际的重要城市之一。陈，历史悠久，地处中原腹地，为南北交通要冲，进人春秋后期，处于南、北、东文化走廊的陈，既是、文化的都地，又是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联系的纽带。

　　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引起货币的改革。夏、商时期，商品交换通行的货币是贝壳，1998年淮阳东邻县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贝币近千枚，这是陈地商业发展的印证。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铜铸币，春秋晚期已大量使用，其时，还出现有金饼、金版等货币。

　　战国时期，特别至晚期，即陈为楚国都城之际，大量开采黄金与白银。如，淮阳东关出土有“郢爰”金版。再如，淮阳西北近临扶沟的曲洧故城为当时楚北方要邑，1974年在其古城村发现一处楚金银币窖藏，藏有银布币18块，部分银币背面有刻文“五”字；金币共392块，其中金版195块，金饼197块。部分金饼底面有“上”、“大吉”、“木”、“六”等字样。金版钤印“郢爰”、“陈爰”等字样。

　　扶沟曲洧古城，位于鄢陵与陈之间。曲洧古城村在春秋时属郑，韩灭郑，其地属韩。战国晚期，为楚所占属楚，鄢陵亦属楚，陈城为楚的都城。曲洧古城货币的发现，说明三地间货币的流通，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

　　曲洧古城出土的银币，为我国首次发现，是现今所知最早的银币实物。金版郢爰，出现于战国中期，而陈爰则始于战国晚期。这批货币为楚都陈时所发行，流通于世。表明当时商业是以陈地为中心，呈现出经济的繁荣之势。

　　淮阳出土铸有“即墨之法化”五字的刀币及大量的蚁鼻钱。关于“即墨”，1991年版《淮阳县志》“文物卷”未作诠释。即墨，俗称“朱毛城”，属齐邑，为战国时齐国兼并莱国时所建（今山东平度境）。刀币及蚁鼻钱的发现，可证实战国之际陈与即墨两地有着商业往来。

　　颇具巫风的楚币“蚁鼻钱”，亦称铜贝币。战国时期，在楚国地区乃至列国间广泛流行，为流通时间较长的一种货币。铜贝币，可能是古代铜铸贝钱的高级形态，也是最终的形式。其仿照海贝铸成，正面凸起，铸有文字，最常见的一种似古文的“贝”字，像人的脸面，俗称“鬼脸钱”。又因钱上的文字像蚂蚁，钱下有细小的“鼻孔”，所以合称为“蚁鼻钱”。

　　陈城地处南北东西枢纽，交通便利，成为当时商业贸易的中心。陈作为商品集散地，楚国由这里将木材、水产等特产往北源源不断运送至中原各国；齐鲁海滨的食盐、陶器等物品也由这里不断输人荆楚之地。不仅华夏内地相互交往，而且东西方也开始有了物产交流。淮阳平粮台楚墓中，出土有琉璃（原始玻璃）珠。琉璃，也称“料器”，其主要品种有璧、珠、管、剑饰等。据学者考证琉璃原产于大秦（东罗马），而后由西亚传人中国，首先由楚人吸收了西方琉璃的长处，生产出具有工艺特色的楚国琉璃，成为先秦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料珠的发现，对研究先秦时期琉璃制品的发展提供了线索。

　　有关琉璃，在陈地至今还流传着“孔子巧穿九曲明珠”的故事，故事的真伪如何且不谈，然“九曲明珠”当如上述所说的淮阳平粮台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珠。

　　春秋时期的交通事业，如交通区域的开拓，道路馆邮制度的建立，人工河渠的开凿，都在这一时期有了发展。

　　有关陈地道路和馆驿的设置，可从《国语•周语》《单襄公论陈必亡》篇中得知一个侧面，前文多有涉及，此不多作赘述。

　　春秋战国时期陈地开辟的沟渠，有春秋时期陈大夫佗倡导所开的“陈佗沟”(一说即今淮阳城北枯河），位于城北十里，上承安仁沟，主要是用来排涝与灌溉。直正与交通有密切关系的，首推“鸿沟”。根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说，鸿沟始自荥阳，引黄河济水，东流，过中牟，经开封境又东南流经扶沟、西华，至淮阳（陈）境，分二支：一支在沈丘入颖水（沙河），再由颍水至安徽凤台入淮河；另一支，经鹿邑流向安徽太和、城父、怀远，南入淮河。

　　《史记•河渠书》说：鸿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之间，鸿沟与济、汝、淮、泗水相会，为战国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对于南北之地的水路沟通贡献巨大 。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陈地的邮驿，周建山先生主编的《周口历史文化通览•历史卷》中有阐述：古代的邮驿，人们主要是用人力和畜力传输军令或政令。陈地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西周时陈国大道设驲，传递文书信息。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又修巩了通行战车的道路，沿涂设立“驲置”，即驿站。陈国经郑国至京都洛邑置驿路，为当时主要驿路之一，并在境内（今西华）设烽火台一处。驿站配有专用车马，分别称为“日”和“遽”。

　　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分“大车”与“小车”。驾马、车厢小的叫“马车”，亦叫“轻车”或“戎车”，除用来作为贵族出行乘坐外，主要是用于战争。春秋时期由于车战的频繁，战车的多少成为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陈国曾被称为“千乘之国”。孔子周游列国，其陈国公良孺曾以私家车五辆从孔子由陈往卫，即是这种马车。驾车，车厢大的叫“大车”亦称“牛车”，适于土路行驶，被作为“平地运载之具”，故又被称为“太平车”，一直使用至20世纪中叶オ被淘汰。说明陈地畜力运输由来已久。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对交通的开发，必会便利于各国间的商业往来，加速了城市向经济中心迈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