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古代中国的粮食进口贸易

源远流长：古代中国的粮食进口贸易本站　　民以食为天，是自古以来不变的真理

　　民以食为天，是自古以来不变的真理。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产量爆棚的农业大国。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不同时期的气候、技术、耕地面积与同时代人口多寡的关系。因而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些雄踞亚洲东侧的帝国们，往往很早就开始进口粮食。

　　起初，东亚陆地对于任何开拓者而言，都是地广人稀的存在。从先秦到普六茹家一统江山，限制粮食产出的是自然环境与技术条件。一块先秦时无力开发的沼泽，到隋唐就可能成为良田。但凡事都有拐点，异常依靠土地和老天爷脸色吃饭的农业生产，自然是再明显不过。

　　这一切的征兆在隋唐的制度建设上，已经初露端倪。尽管都城依然是过去可以图谋天下的老基地关中，但隋唐两代都在中原腹地的洛阳也设立东都。如果说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仍然是帝国保持对外交通线与技术输入的口岸。那么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就是皇族和官僚们定期光顾的大食堂。在关中因过度开发而无力供养不断扩编的官僚阶层后，东都的丰厚储备粮就成为了帝国的倚重支柱。

　　但即便如此，帝国版图的增大与管理层的一再扩编都预示了新财源输入的必要性。隋炀帝时兴修的大运河走势，就向我们标明了一切。逐步得到开发加强的江淮流域，成为了维系帝国的必要产粮区。在著名的安史之乱中，大燕皇帝的叛军就不忘一路南下，截断大运河与汉水流域的漕运管道。由他们引发的难民朝，也将大量人口推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大大推动了唐末江南经济地位的崛起。

　　当然，在这个阶段里，大唐帝国还不需要大量从境外进口粮食。割据各地的藩镇有控制不再受国家记录管理的“隐秘人口”为自己耕作，涌入江淮的难民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屯田生产。唐朝皇帝却更喜欢吃一种来自东北黑土地的卢城之稻。这种米被认为美观而口感更好，成为了渤海国经常进贡给皇帝的特供。这件事也同样预示着在中原之外的地方，有着不少更好的产粮区和品种更优越的作物。

　　宋朝在结束五代的各自发展后，重新统筹起偌大的版图。几个因素都一起发挥作用，促使宋朝成为了第一个需要大规模引进粮食的王朝。一方是城市经济在宋朝的发展，让人口更为集中，粮食需要被提升了不少。其次，宋朝军事力量的羸弱，让朝廷需要定期招募更多流民服役，军粮和军费压力剧增。此外，还有缴纳岁币与发展经济作物所带来的隐性压力，让宋朝人都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农业产量。

　　于是，在技术条件暂时无法支持耕地面积扩大的情况下，进口新品种粮食就成为了必然。首先被宋朝人注意的是来自越南南部国家占城的占城稻。当地培养出的新稻种，在适应性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宋朝人在引进稻米的同时，也开始自行种植。很快便在耕地面积有限的福建开始推广，随后又在极短的时间里传播到了两浙和江淮。一些原本不适宜种植的干旱高地，首先用于播种占城稻。之后再在低洼湿地遭遇干旱时，得到面积更大的普及。

　　到了军费和财政压力更大的南宋，失去北方大批耕地的宋朝人又从朝鲜的高丽王朝，进口了黄粒稻。这种稻谷粒饱满，是优良的稻作品种。除了进口后直接食用的部分，不少种子也被用于培植。

　　终结宋朝的元朝，表面上并没有农作物引进做过什么贡献。这倒并不是因为元朝时的城市经济不发达，恰恰相反是更为宽松自由的贸易环境和更少的官吏队伍，让粮食在大部分时候不会成为问题。

　　随着明朝高压统治的建立，粮食问题也慢慢再次浮现。这不是说明朝皇帝对农业生产不重视，恰恰相反，他们在推动农业地产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尤其是大量人口被限制在军籍后，所产粮食被直接用于军队，在理论上避免了耗费民脂民膏。但普通军户的逃亡和效率低下，让理想制度很快就出现裂痕。很多过去生活在的沿海贸易发达地区的人口，则因为海禁而失去了很大部分的生活来源，移居内地屯田。但这些地方的土地并不适宜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开垦，产量很低。再加上各地藩王宗室占据的庞大地产和地方官府的，明朝在中期就开始遭遇了粮荒。

　　幸好在明朝东南沿海的周边，大大小小的产粮区并不在少数。从最近的越南和占城，再到远一点的暹罗和吕宋，最后是更远的爪哇、南印度和锡兰，都有足够的低价粮食可以进口。这些地方的外商通过参加朝贡和走私贸易这两种方式，将大量的粮食输入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耕地面积偏少的两广和福建，在贸易受限、产量过低的窘境下，依靠进口粮食维持了自身稳定。

　　到了隆庆开关时期，从月港出发的漳州和月港商船，也分头去暹罗和吕宋进口粮食。大约同时代的走私海商巨头林道乾，也大量从暹罗进口粮食，成为当地重要人物。相传都发展到与暹罗国王歃血为盟的地步。可见进口粮食对于东南地区及原产国的重要性。以至于明朝自身都给从月港输入的进口粮食以免税政策，鼓励中外商贩们的粮食输入。

　　或许你会问，明朝时的江南已经成为了天下粮仓，为何不就近支援南方各省果腹？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粮产和赋税，都要优先供应两京的皇族与官吏队伍。其次是南方的多山地形让陆地交通运输不便，成本高于从吕宋等地输入的粮食。朝廷更不可能在南方再多挖几条亏本运河。向北输出的那条，已经对曾经是量产区的淮河流域造成了巨大破坏。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明朝的粮食危机。

　　明朝后期，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物产交流，为东亚带来诸如土豆、玉米、番薯之类的新兴作物。但这些新品种的推广需要时间，口感也很难比肩以为传统农业社会精英所认可的大米与小麦。所以一直到清朝建立后，这些作物才发挥了当初意想不到的作用。

　　清朝建立开始，进口粮食就成为了帝国的必须。明末开始的一系列战乱风波，严重破坏了东南地区的正常生产活动。加上沿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不稳定，海禁政策与内地人口的迁徙进入，都让当地的口粮供不应求。于是，大量进口粮食就成为了应急手段。

　　在著名的康乾盛世时代，清朝通过取消人头税的政策，希望大力发展农业地产，收取更多赋税。这样的结果就是海量人口降生，但相应的生产技术却没有得到提高。随着人均田地面积的萎缩，每个人能获得的单位粮食也跟着下降。加之明朝时就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设计被继续保留，更让粮食危机爆发出来。哪怕是有土豆、番薯和玉米的大面积推广，也抵不上耕地增涨缓慢、税赋增涨迅速的可怕节奏。

　　好在清朝时的进口粮食渠道，比明朝时更为方便。在海禁被取消的时期，不少英国荷兰的商船会将印度和南洋的粮食输入进来。一些移民暹罗等地的华人后裔，也会继续以外商、贡使身份，来出售口粮。这些运量船不仅可以在广州卸载，也能去往舟山的市舶司交货。清廷不仅给予粮食免税政策，更一度对大宗输入粮食的商船，减免其他货物的税收。

　　到了英国人纵横四海的年代，仅福建一地的粮食进口，就从最初的2300石涨到了42900石。最后更是增加到了120000石以上。可见康乾盛世的人口爆炸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际贸易体系与皇家海军。

　　哪怕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广州一地也需要通过英国输入210000石的粮食。至于只在沿海有零星贸易的美国，都输入了770000石粮食。

　　鸦片战争后，开明人士魏源著书《海国图志》，就按照具体情况制定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贸易战策略。一方面希望停止进口印度鸦片，以防对国产鸦片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希望要求英国人将鸦片田都改种粮食，并继续给予粮食进口的免税政策。

　　当时的华商也还大量赶赴南洋进口粮食。魏源希望朝廷用战船为之护航，直接从海上运抵天津大沽口卸货。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输入北方的粮赋，被低效的漕运设卡盘剥，提高效率和京师的粮食供应。

　　当然要做到这样，就需要缓和同英国的关系，并会裁撤运河两岸的大量官吏。清廷对内对外，都难立刻实行。类似的措施到光绪年间才姗姗来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