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农民，书写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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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农民，书写自然生态

王治安

我书写自然生态，摩摩蹭蹭40年，写就这套《王治安文集——当代中国生态解密》六卷。书已上架，摆到了读者面前，我却始终心绪不安，常常追问自己：是谁的功劳？换言之，对这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如何“定位”？是什么样的文学，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对此，我在“自序”中有一段书写：

有人说，文学历来都是“贵族”的，而我的作品恰恰相反，既不是写帝王将相的夺权称霸，也不是写达官贵人的闺房秘闻，而是聚焦普通人、劳动者，着力反映他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中的欢乐与焦虑。我自称，这些作品是颂扬普通人的“平民”文学。

我想到那些为我提供素材，接受我采访的农民兄弟和伐木工人，功劳应该属于他们。随之结集成册，又是他们的敦促。我爱与他们扎堆，他们喜欢读我的书，作品一问世，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聚在一起阅读、评说，二者一拍即合。今天的社会，主导者是劳动群体，历史使命也就由他们担当、传承下去。我认为，一位作家最幸运的是，你的作品能得到历史的验证，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

我历来都说，生态文学就是“平民”的文学，我所写的是“平民”，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老乡亲，朴素本分的农民，其主题大多写的是本地、本土、本乡、本村的“乡巴佬”“山里人”“背二哥”。我有意无意地让他们在我的文本中当主角，让他们占领左右时局的主导地位。他们土生土长在这片土地上，土地是他们的根，他们的命。他们祖祖辈辈，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片寂静热土上，或种植几亩地，或守住一片森林，或保护一洼清水，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甚至连狗窝里的野草，都是他们亲手浇灌，从土里长出来的。他们思维敏捷，大脑纯净，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而且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做出了巨大的无私的贡献。

世上万物生长无不依靠土地，农民自古爱土、惜土、护土，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我的文学作品里，最为深刻而全面书写的是农民。这是作为农民儿子的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

在《国土的忧思》中，我写到一位村里的国土员为了保护耕地被他的亲表弟杀了，乡亲们对此的愤慨与悲伤。

“他走了，走得那样匆忙，又那样洒脱。昨天，他还答应爱妻，一同去看姥姥；今天，他又说带女儿兰兰，去商店买个雪娃娃。今冬，他计划给山上的乡亲们，安上自来水管；明春，再把石板路延伸到山那边。他说了，帮蒋大爷改造破草房；他盘算，为五保户清扫院坝，浆洗被子。妻子盼，女儿望，乡亲们在期待……啊，有很多很多的事等待他去奔波，周旋，实现……然而，他突然倒下了……他再也回不来了！乡亲们肝胆裂碎，泪水涟涟，千遍万遍呼唤他的名字：先云呀先云，人民的好儿子，你不能走……”

在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悲壮的森林》中，我情不自禁，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那些长年生活在野外的来自农村的伐木人，到了晚年后孤苦、凄凉的境况：

“这批工人，自小受的教育少，文化不高，进了山，与世隔绝，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为国家付出的多，对家庭、对子女付出的少……他们把爱交给了森林，把情感付给了参天大树，一年一次的探亲假，短暂的日子，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享受人生的天伦之乐。他们人是森林的，身上还带着野味，树是硬邦邦的，人也是硬邦邦的，情感也是硬邦邦的，妻子需要爱，不知道如何去体现对爱人的温柔，仍然像木头一般……儿子不认识父亲，女儿记不住爸爸的名字……人老了，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妻嫌弃，子不爱……”

我还在《悲壮的森林》的“后记”里哆哆嗦嗦地说，“本文与前面两部作品一样，我是带着情感去采访的。在采访中，我看到他们的住所的简陋，生活的苦恼，曾几次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特别是在凉山州采访全国劳动模范王顺山和几位伤残工人无钱医治时，他们流泪，我也流泪……”

可以说，正因为在感情上与那些饱经风霜、含辛茹苦的伐木工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我才能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才能在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遭到不公平待遇时伸出援助之手，请律师、写内参、送报告，为改变他们的命运奔走呼号、排忧解难。

如果没有对伐木工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没有设身处地为伐木工着想，没有把伐木工的苦楚和忧虑揣进自己的心里，是写不出这般体贴入微的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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