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均：反贪腐与苏绰定律

当然“苏绰定律”实为今人以臆想写世情的之作，但其中贯穿的道理却是史实。在中国历史上，阶级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未必符合阶级的利益。正是由于这样的对立与差异，才会产生形形色色的反借口。在一些者眼里，也是“一分为二”的，至少并非一无是处，或者有着可以借用的功能。人们从“苏绰定律”中通常概括为如下几点可以是励忠诚的彩头，可以是控驭下属的锁链，可以是惩治叛逆的，可以是充盈国库的补充，还可以是争取的祭器。在历代者眼里，下属的忠诚度往往重于下属的度。只要下属是忠诚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宁要听话的下属，也不要不听话的廉洁下属。正因如此，有时反不过是整治不听话的下属的借口与工具。反只是手段，保才是目的。

中国之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或者说滞后于经济。这种制度性脱节，给和的交换提供了巨大的温床，导致在全国各行各业蔓延。根据人民网的舆情调查，从年到年，“反腐倡廉”成为每年全国“”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并且在其中的五年内高居第一，在年甚至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首先，如果官员都是通过贪腐实现逐级控制的话，那么最高者必然也是一个，并且整个官僚集团都是贪污犯。而用这样的逻辑巩固实则风险更高，因为历代王朝更替，很多就是因为问题。

纵观上下千年历史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王朝的更多是被这个国家的上中层阶级（排除被它族），例如大臣、将军、贵族等等，诸如像朱元璋此类的农民起义成功的并不多见。给权、钱于，于是任何控制在一定程度下的贪腐都是乐于见到的，就如秦始皇乐于看到王翦向他“请美田宅园池”“请田宅为子孙业”一般。

由此，我们还会想到历史上的案例。说起历史上著名的，乾隆朝的和珅首屈一指，“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也侧面印证了他的资产之极端丰厚。就是这个和珅，竟然是靠反贪起家！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赵海均

学者。在职管理哲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曾深造于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 出版有《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破解中国经济之谜》、《ST中国》、《再解中国经济之谜》、《中国经济沉思录》、《经济中国》、《30年 1978-2007中国的个人观察》》、《中国经济高增长探究》、《现代发展经济学》等，著有《中国这百年》、《上海这百年》、《这百年》、《洛阳这百年》、《国宝这百年》、《考古这百年》等。

紫城观察

其次，选择性反腐必然导致不稳定。只要上级一换，就得重新站队，否则就有之灾。如此，浮动，不可能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日前，多家对落马的福建省原省长苏树林为官轨迹进行了进一步的追踪。这位曾在中央上署名发表文章，、等“全家腐”的，事实上正是“全家腐”的实践者，也是新时期“反贪”的典型。

其实，若真的要实行依国和依宪执政，“用反”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是不可行的。

说到反贪，最近几年，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个中国古代的反贪故事。故事背景是，南北朝时期，北周开国宇文泰，找到了号称有诸葛亮之才的苏绰，向其讨教之道。苏绰的大体就是：者治理国家要用，因为有在者手里，自然对者。但太多了，又会引起百姓，于是者选择一些对自己不忠的杀掉，既其钱财，又赢得百姓民望，可谓一举两得。因此，帝王术的精髓就是：用，然后再反。用现代话语概括，就是“先让官员普遍性贪腐，然苏绰后再对官员选择性反腐”，这就是网上流传的“苏绰定律”。

然而正是苏绰这个定律，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贪污，吏治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苏绰定律正是中国吏治的真正历史根源和根源，也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痛处所在，以致使中国社会难逃历史设定的灾难。北周仅存二十余年即被隋文帝杨坚所，说明苏绰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明朝虽实行绝对君主，使尽各种招数试图巩固江山根基保全既得好处，到头来还是内外交困江山易主。

自古要，苏绰定律还或隐或显在发挥作用，一些老套依然如故。以来反，其结局亦可想而知，这是今天要特别提防的。

光阴荏苒，时序，中国社会今天又已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当今社会要跳出苏绰定律设定的怪圈，必须从制度上作长远打算，立足，健全体制，加强全民监督，使贪污行为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能被发现，就能被，这无论于国于官乃至于民都是一个全赢的结局。

再次，选择性反腐社会公平，让法律形同虚设。在一个“人人都有罪”的社会里，要么人人鲜廉寡耻，最终法不责众；要么人人都在，最终社会公平荡然。最后，从现实来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是依靠和市场经济实现国强民富，而不是依靠“苏绰定律”这种厚黑学实现长治久安。